1 “民间文学史”是依据“民间文学”的观念对民间文学的历史形态及发展逻辑所作的描述与建构。自从新文化运动引进了西方的“民间文学”学术观念以来，经过长时间的尝试与积累，如今，中国民间文学史已从中国文学史的特定组成部分逐渐生成为一种独立的学术样式。 在引进西方的学术观念之前，中国民间文学研究早已发生了自身的“前史”，这就是历代官府和文人对民间文学作品的采集和评论，如周代《诗经》中的《国风》、宋代郭茂倩辑录的《乐府诗集》、明代冯梦龙辑录的《山歌》、清代李调元辑录的《粤风》、杜文澜辑录的《古谣谚》等，都是这一方面的重要文献，尽管它们多因学术以外的目的而成书。 《礼记·王制》记述了周代“采诗”、“陈诗”制度：“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汉书·食货志》云：“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汉书·艺文志》亦记载了汉代的“乐府”制度：“春秋之后，周道渐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 古代官府对民间文学的采录是多方面的，并不限于歌谣。如《汉书·艺文志》著录“小说家”十五，千三百八十篇，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颜师古注：“稗官，小官。”并引如淳曰：“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顾实认为稗官只是“闾胥里师之类”（注：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序例》，载《国学丛刊》。）。可见稗官与乐府令尽管职位高低和职务性质不同，但都承担着采录民间口传作品的职责，反映了古代官府对于诗歌与小说不等的关注程度与不同的搜录渠道。古代采集“刍荛狂夫之议”，“使缀而不忘”的传统一直延续下来。如宋代李昉《太平广记》“以野史传记小说诸家，编成五百卷，分五十五部”，就记载了大量的民间传说故事，而明清两朝文人笔记中的同类记载就更加丰富了。 与古代的官府采风不同，明、清两代文人受启蒙思潮的影响，在“观风俗、知厚薄”、“知得失、自考正”的实用目的之外，其辑录民间文学作品的目的首先出于鉴赏的原因。他们经常由衷地赞叹“闾阎妇人孺子”里巷歌谣之作的“真声”。当然，明、清文人在激赏民间作品“情真”的审美之余，同时也往往强调他们的辑录工作具有“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的反正统性质，因此这种功利态度与古代官府采风也就有了相反相成的性质。 古代乐府、稗官与文人、学者对民间文学作品的采录、结集都是我们今天写作民间文学史的重要资料来源；而且，古人将民间文学定位于社会下层的意见，以及他们关注民间文学的目的，特别是明清文人对下层文学之情感、道德蕴涵的浪漫式想像与同情都对中国现代学者有着深刻的影响。在以下的讨论中将会看到，中国现代学者对于西方民间文学观念的理解与接受是怎样地依重于上述传统知识。当然，古代的乐府、稗官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民间文学并不完全重合。在古人那里，乐府和稗官分属不同的艺文门类，而不是像今人那样只是各取其中的一部分合而为一作为同质性、对象性的民间文学加以把握和处理。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民间文学史是现代学者对于传统的一种理想类型所做的学术建构，换句话说，民间文学史是我们据以理解、阐释传统的一种学术样式。但是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传统已经先在地影响了我们将在20世纪发展一种名为“中国民间文学史”的写作，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史的写作是中国现代学者在与古代的和西方的先行者们不断地对话中完成的。 2 最早使用“民间文学”这一概念的中国学者中有“研究过西洋文学史”的梅光迪（觐庄）。1916年3月19日， 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文学革命自当从‘民间文学’（ Folklore, Popularpoetry,Spokenlanguage）入手，此无待言。”（注：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载《东方杂志》第三十一卷第一期，1934年。）梅光迪以为，民间文学至少应包括Folklore（民间传说）、Popularpoetry （大众诗歌）、Spoken language（口头语言）等内容。在同一封信中， 梅光迪还使用了“俚俗文学”一词以解释、限定“民间文学”，据此推测，梅光迪所说的“民间文学”也含有“下层文学”的意思，这样就向上接通了与《汉书·艺文志》以来一以贯之的思想脉络。 最早试图予“民间文学”以清晰定义的中国学者是胡愈之，1921年他在《论民间文学》一文中指出：“民间文学的意义，与英文的‘folklore’大略相同，是指流行于民族中间的文学。民间文学的作品，有两个特质：第一，创作的人乃是民族全体，不是个人。第二，民间文学是口述的文学，不是书本的文学。所以民间文学和普通文学的不同：一个是个人创作出来的，一个却是民族全体创作出来的；一个是成文的，一个却是口述的不成文的。”（注：胡愈之：《论民间文学》，载《妇女杂志》第七卷第一号，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