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古代文学成熟时期,在这一时期,批评家是怎样认识自己的呢?批评家是文学批评活动的主体,他凭什么认为自己就是批评家而有权评论批判别人的作品呢?也就是说,他对作为批评家的自我身份究竟是怎样认识的,他有没有身份的自觉,这对文学批评活动是否自觉,是否独立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也可以这样说,批评家对自我身份及其所从事的活动的认识越准确,批评家对自我身份所应担负的责任认识越清楚,批评家对自我身份及其所从事的活动与其他文学活动——如文学创作与文学鉴赏——辨析得越明晰,其文学批评的自觉性与独立的程度也就越高。 一 许多作家往往也从事一些文学批评活动,魏晋南北朝批评家认为,如果以作家身份来进行文学批评,一定会产生某些弊病,曹丕把它称作“文人相轻”现象: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暗于自见,谓己为贤。(《典论·论文》) 此中所说的“文人相轻”,有狭义与广义两方面的意味。从狭义来说,作家以自己所擅长的体裁的作品来比较他人所不擅长的体裁的作品,即“各以所长,相轻所短”;从广义来说,作家认为自己在创作上各方面都优于他人,即“暗于自见,谓己为贤”。这里,曹丕所指出的人们在进行文学批评时所产生的谬误与偏差,一是从批评方法上来说的,一是从进行文学批评的人们的身份及其所具有的心理来说的。至于批评方法,只要把创作体裁分类,同类体裁之间进行比较就行了,问题似乎很简单,但是,由于作家所具有的身份及其“暗于自见,谓己为贤”的心理所产生的问题则比较难于解决。对此,曹丕也说: (建安)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骐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同上) 其实,这种“难”就难在这些人是以文学创作者的身份来从事文学批评的,他们在进行批评时经常处在一种既要评述他人的作品,又要评述自己的作品的境地,处于一种要将自己与同时代的作家进行比较的境地。对此,曹丕提出了自己的处理意见: 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同上) 所谓“审己”,意义是比较含混的,但大体上不出仔细地查核自己的才力与慎重地审察自己的作品二义,曹丕希望以之来避免“暗于自见,谓己为贤”的偏差。当然,上述这些只是曹丕的理论表述,曹丕也是当时著名的作家,创作出许多优秀的作品,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他在批评同时代的作家作品时是如何处理这些作品与他自己作品的比较关系的呢?从《典论·论文》及曹丕的其他批评文字(如《与吴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曹丕极其潇洒地不评述自己的作品,不把自己的文学创作与其他人作任何比较,当然,这样就无论如何不存在什么“谓己为贤”的问题了。曹丕让自己具有一种超脱的身份,超脱于作家之间相互争较高下之外,这种超脱就意味着自己要超脱作家的身份而以批评家的身份来进行文学批评,这就是在肯定批评家要有一种独立身份。自曹丕以后的魏晋南北朝批评家在进行文学批评时,一般都不将自己的创作列为批评对象的,亦即表示要超脱作家身份而以批评家身份来进行文学批评。 二 批评家的批评对象是作家及其作品,作为批评对象的作家是怎样看待批评家的呢?此中,曹植的意见是典型的,他在《与杨德祖书》中发表了这样的意见: 世人著述,不能无病。仆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应时改定。昔丁敬礼尝作小文,使仆润饰之,仆自以为才不过若人,辞不为也。敬礼谓仆:“卿何所疑难。文之佳恶,吾自得之,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叹此达言,以为美谈。 曹植自视甚高,他“常好人讥弹其文”,他当然不会认为那些“讥弹其文”的人在整体上就比自己高明,但他承认那些“讥弹其文”的人在某一点比自己高明,所以他请求别人给自己的作品提意见,为的是使自己的作品在某一局部上提高质量。丁敬礼的话,同样是这个意思。 曹植《与杨德祖书》中又说: 盖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涉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刘季绪才不能逮于作者,而好诋诃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毁五帝,罪三王,呰五霸于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鲁连一说,使终身杜口。刘生之辩,未若田氏,今之仲连,求之不难,可无叹息乎? 曹植认为要有高出对方的才华才可以进行批评,显然,此处的“才”是特指创作才能。曹植对以评判者面目出现居高临下臧否作家的批评家流露出天生的敌意,认为他们不负责任,专以诋毁、贬抑作家为事。曹植当然十分不满意这些批评家的信口雌黄,所以他要以作家之所长来反诘这些人,要他们先具备了作家所具有的创作才能再来评判别人! 因此,无论是从局部上提高作品质量的企望还是从作家的心理自尊来说,作家都认为批评家具有相当水平的创作能力应该是第一位的。 三 但批评家自诩的却是自己的理论水平,而不是创作水平。比如作《文赋》的陆机,他是一个作家,也是一个批评家,他在《文赋序》中介绍自己的撰著原则说: 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夫其放言遣词,良多变矣。妍蚩好恶,可得而言。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故作《文赋》,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论作文之利害所由,他日殆可谓曲尽其妙。至于操斧伐柯,虽取则不远,若夫随手之变,良难以辞逮。盖所能言者,具于此云尔。 《文赋》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意不称物”和“文不逮意”,陆机自称可以把这个“作文之利害所由”谈得“曲尽其妙”。此中,他只是说从自己的创作中更深地体会到“意不称物”和“文不逮意”的问题,而不是说在自己的创作中解决了“意不称物”和“文不逮意”的问题。他强调是从总结概括“先士之盛藻”来解决这些理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