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来几种主要说法 钱钟书先生在《小说识小》中称《儒林外史》为“吾国旧小说巨构”。其结构学在我国六大古典小说中也是别具一格的。纵览百年来的研究，主要说法有四： 一曰“连环短篇”说。 清末民初的《缺名笔记》（注：赵景深《小说戏曲新考·中国小说史料》题《缺名笔记》乃蒋瑞藻作。）谓：“《儒林外史》之布局，不免松懈，盖作者初末决定写至几何人几何事而止也，故其书处处可住，亦处处不可住。处处可住者，事因人起，人随事灭故也；处处不可住者，灭之不尽，起之无端故也。此其弊在有枝而无干。……则无惑乎篇自为篇，段自为段矣。” 这一说法的确比较切合《儒林外史》结构形态的外在特征。所以，一经胡适的表述，便成为一种颇有影响的说法。他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写道：“《儒林外史》没有布局，全是一段一段的短篇小品连缀起来的；拆开来，每段自成一篇；斗拢来，可长至无穷。这个体裁最容易学，又最方便。因此，这种一段一段没有总结构的小说体就成了近代讽刺小说的普通法式。”再经鲁迅的表述，便几乎成为学界的不二之论。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儒林外史》：“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但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因亦娱心，使人刮目矣。” 迨至五十年代，吴组缃先生又从而发展了胡适和鲁迅的说法，而使之更完整，更具理论意义。他在《〈儒林外史〉的思想与艺术》中是这么说的：该书“每回以一个或多个人物为中心，而以许多次要人物构成一个社会环境，从人与人的关系上，从种种日常生活活动中，来表现人的思想性格与内心世界，总是在这一回为主要人物，到另一回即退居次要地位，而以另一人居于主要：如此传递、转换，各有中心，各有起讫；而各个以某一人物为中心的生活片断，又互相勾连着，在空间上，时间上，连续推进；多少的社会生活面和人物活动面，好像后浪逐前浪，一一展开，彼此连贯，成为巨幅的画面。这种形式，显然受了‘三言’‘二拍’之类话本小说和《三国》、《水浒》之类长篇的影响；同时也有些像《史记》的‘列传’或‘五宗’、‘外戚’诸篇形式的放大：总之，它综合了短篇与长篇的特点，创造为一种特殊的崭新形式。这种形式运用起来极其灵活自由，毫无拘束，恰好适合于表现书中这样的内容；正和绘画上‘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或‘长江万里图’之类‘长卷’形式相类。若要将它取个名目，可以叫做‘连环短篇’”。 二曰“功名富贵”说。 闲斋老人《儒林外史》序云：“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卧本开卷第一回总评亦云：“‘功名富贵’四字是全书第一着眼处，故开口即叫破，却只轻轻点逗。以后千变万化，无非从此四个字现出地狱变相。可谓一茎草化丈六金身。”足证闲斋老人之认为“功名富贵”四字在这部小说结构中的重要。 然而，一则由于现代学者往往好以西方近代小说去视《儒林外史》的结构，而将闲斋老人的“其书以功名富贵作为一篇之骨”说误以为仅仅是在说作品的主题思想，二则由于鲁迅的“虽云长篇，颇同短制”说自二十年代以来已几成学界的共识，而一经吴组缃先生发展为“连环短篇”说又那么切合作品结构形态的外在特征，所以闲斋老人提出的这一以主题和主线合二为一为其特点的“功名富贵”说，却反晚于“连环短篇”说而在《儒林外史》结构学研究中产生影响。时下持这一说者正方兴未艾。或认为“运用结构原则和系统分析方法去探求《儒林外史》的深层结构，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中心对称的基本结构框架：以对待功名富贵和文行出处的态度为中心，两类人分居对称的两侧，一侧看轻文行出处专求功名富贵；一侧淡薄功名富贵讲究文行出处。两侧之间形成鲜明的对比关系。……每一侧的人物又往往成双成对地出现，形成互相补充的结构。”（注：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方法评述》，《文学遗产》1986年第1期。）或认为“否定功名富贵，不仅是《儒林外史》的主题，也是它艺术结构的主线。这条主线在书中不是人或事的实体存在，而是思想线索的贯穿。”（注：杜贵晨《中国古代小说散论》第197页。）或认为“从内在逻辑看，《儒林外史》大体表现了文运衰败——维持文运——文运大落的过程，……反映了作家揭露、希望、幻灭的思想过程。”（注：见李汉秋《儒林外史纵览》一书转引平慧善的观点。）同主这一说者在阐释上的众说纷呈，无疑会将《儒林外史》结构学的研究引入深层。更何况，这一“功名富贵”说是以对主题和主线作统一把握为其要旨的，不像“连环短篇”说那样可以单从作品的外在结构形式方面去考察，阐释上的见仁见智当然也就在所难免，而这又正是它可以深入作品肌理的地方。 三曰“时间顺序”说。 这是最具创意，也是最晚起的一说，提出者是吴小如先生。他在刊于一九八一年九月《吴敬梓研究》上的《两个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中说：“第二个是关于《儒林外史》全书的结构问题。这部小说的结构究竟是松散的，还是缜密的？书中的人物与人物、故事与故事之间的次第安排，究竟是有机的联系还是随意凑泊而成？作者在人物塑造和情节部署方面有没有个统盘考虑？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有关《儒林外史》结构的论点是否已成定论？这种艺术结构，对表达全书的思想内容有无必然关联？……我个人的倾向是，吴敬梓用这种艺术形式写书，有其继承传统的一面，也有其戛戛独造的一面；更主要的是，他用这样的方式方法来组织书中的人物和情节，是为了表达主题思想的方便，因此，人物和情节之间的来来去去，是有机的联系（或说有其内在的关联）而非随意或勉强凑泊而成的。不仅如此，我还以为，他所写的故事所以这样先后排列，还有个时间顺序问题，即《公羊传》所说的‘所传闻’、‘所闻’和‘所见’这三个不同阶段。当然这一点比较次要，但吴敬梓在写书时，确是把时间顺序做为安排人物情节的依据之一的。”然而，论证有时比结论更为重要。《儒林外史》中的“时间顺序”，其特点何在呢？吴小如先生并没有作出回答。弥补这一缺失的，是章培恒先生的论文《〈儒林外史〉原貌初探》。该文发表在《学术月刊》一九八二年第七期上，它虽片言未及《儒林外史》的结构问题，却以十分充足的论据论证了一个出人意外的论点，那就是：“吴敬梓在写作时，对作品中故事发生的时间，是经过周密考虑和计算的。”这实属百年来《儒林外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发现，从而也就为“时间顺序”说的成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