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朝吴地通俗文坛佳作迭出，在中国古代文学体系中别树一帜，独领风骚。这固然是吴地社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所孕育的硕果，然而，民间女子文化消费需求的上升，刺激了市井文士的创作才思和民间出版界的经销热情，在供需双方无意识的配合下，吴地通俗文坛的作品成批上市，虽良莠夹杂，然而终究开拓出古典文学作品的新天地。 一.民间妇女文化消费增长的原因 1.民间妇女文化素质的相对提高 明清两朝的吴地社会，虽有其一定的区域特色，却不可能突破中国传统社会的总框架，普通女子没有接受文化知识教育的客观条件，也就休谈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然而，为了巩固封建伦理道德体系，需要对女子灌输“三从四德”等道德观念，让部分上层女子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以便阅读、背诵《列女传》、《女诫》等书籍，从而规范女子的思想与行为。封建统治者让少量女子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其主观愿望是让女子心悦诚服地受缚于社会的最底层。然而，这一举措产生的附加值是王朝统治者所始料不及的。女子一旦掌握了文化知识，要想将她们的兴趣和思想完全局限于《列女传》、《女诫》这一狭隘的思维空间内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所以知识女性涉足诗文词章，乃至通俗文坛，也是社会发展多样性的必然趋势。 明清时期的吴地，因其优渥的经济条件和浓郁的文化氛围，让部分女子受益于文化知识熏陶的客观条件较为成熟，并逐渐成为时风。究其原因，一是如前所述，与封建宣传舆论相一致，向女子灌输传统伦理纲常；二是以培养家族中的才女为荣，封建文士总是赞赏推崇有才华的女子，而决不会去欣赏愚昧无知的贤妇；三是知识女子对于教育下一代有着不可估量的潜能，欲想延续本家族的政治地位和知识优势，提高女子的文化素质是至关重要的。因而明清时期的吴地，无论是精于棋琴书画的闺秀，还是粗通文墨的淑女，均有明显的增加。 首先，文化世家大族对女子进行家传的文化教育，出现了少量才华横溢的知识女性。如明代吴江才女沈宜修和她的三个女儿叶纨纨、叶小纨、叶小鸾，苏州女词人徐灿；清代常熟女诗人席佩兰，苏州女诗人金纤纤；明末苏州女画家文俶……。其文学艺术作品均能驻足于男性文坛，受到文人雅士的齐口赞颂。 其次，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儒士家庭对女儿辈也悉心家授诗文词作，涌现了一批不甘示弱的女子。她们的文学作品虽不能挤占文坛的一席之地，却也得让文学大家点头首肯。例如，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小传》中就记述了这类民间才女。明代华亭张儒人王氏，名凤娴，有诗才，其“女引元，名文姝；引庆，名媚姝；皆工翰藻。母子自相倡和，有《焚余草》、《双燕遗音》行于世”（注：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下册）第733页，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明代昆山顾茂俭的妹妹“甚有才情。尝赋春日诗，何元朗曰：‘可置《玉台新咏》中’。”（注：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下册）第744页，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 然而能在史书典籍中留下芳名的女子毕竟是极少数，一方面是因为能够接受家传知识教育的女子数量不多，另一方面还需具备一定的才气和灵感，才能脱颖而出。所以有机会接受文化教育的女子中大部分处于能诵读诗词章句的一般水平，而创作才能平平。在史书的字里行间，也能找到这类女子的踪迹。如明代苏州文士文徵明的姑姑“少受学家庭，通《孝经》、《语》、《孟》及小学诸书，皆能成诵。与人言必举古训，行必践之……教子女必以道义，不为妍嫌婉恋之态”（注：文徵明《文徵明集》卷30，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明代松江府推官王镗之母“……少聪朗，受学家庭，通经史大义，勤约婉顺，钟爱于父祖”（注：文徵明《文徵明集》补辑卷28，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严氏母“生而朗润，慧解灵通，纂纫剪制，不习而能。女红之余，略涉文史，通《女诫》诸书”（注：文徵明《文徵明集》补辑卷28，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吴地这一批才女和知识女子层的存在，不会是空中楼阁，应是建立在一批具有初等文化水平女子的基础之上的，她们则是其中的佼佼者。也即在这批才女的背后，拥有一批粗通文墨的女子群体，她们与集思创作无缘，却能浏览书籍，以消闲解愁。限于她们的知识水准偏低，对于阅读艰涩深奥的伦理书籍既难深入理解，又对其说教内容颇感枯燥乏味，所以她们的阅读兴趣往往留驻于通俗文学和戏曲剧本的欣赏。因通俗文学作品的文句浅显，阅读轻松，内容涉猎广泛，读来尤为情趣盎然。从1967年上海市嘉定县城东公社发掘的明代宣昶古墓里，其妻的随葬品中有众多的明刻说唱本，足见当时女子对通俗文学的爱好达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以至在阴间也离不开这一精神享受（注：谭正璧、谭寻《评弹通考》第347页，中国曲艺出版社1985年。）。逮至清朝此风更盛。弹词《天雨花》和《再生缘》尚未完稿，就在民间广泛流传。女子阅读群体的形成，大大拓展了通俗文学服务的范围。由于时代的局限，当时出版的主要书籍如四书五经、各类史学著作和诗词文集等均以男性为主要读者对象，而唯有通俗文学的登场，在占有男性读者的同时，又赢得了一批女子读者，这一优势是其他书籍著作所无法比拟的，所以通俗文学的问世虽迟，但其发展势头之迅猛，是其他各类书籍难以企及的。 2.民间女子文化消费增长的动因 明清吴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促使农民纷纷弃农从商，涌向城镇谋财求利，吴地数千户、上万户的繁华市镇不在少数。如松江府的朱泾镇以大宗棉布交易为主，明中叶镇上“居民数千家，商贾辐辏”，成为“走两浙达两京”的要津（注：嘉庆《朱泾志》卷一疆域志·桥梁，卷一疆域志·因革。）。据不完全统计，清朝乾隆年间，苏州府吴江的市镇居民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比例高达百分之三十五（注：王林弟《明清吴江市镇研究》，载《东南文化》1989年增刊。）。市镇上聚居的女市民中也有一部分参与了手工劳作和商业活动。集居于市镇的市民逐步改变呆滞寡闻的生活常规，富有开放性和进取性，需要有本阶层的文化消费，以调节做工经商的紧张节奏。市民的文化消费呈现出多样化、新颖化的特色。节庆名目繁多，不仅有传统的崇祀习俗，而且增添了市民自身需要的节日庆典。如正月初五日为五路财神生日，主要是市镇的牙行铺肆以及依赖生意谋利的各色人等祈求发财的佳日。同时各类节庆规模宏大，市镇的富庶又使传统的祭祀活动转化为娱乐活动。据《清嘉录》所载，元宵灯节、祭城隍、端午龙船等节俗都有持续几天的热闹场面，搭台演戏，士女倾室往观。在这节庆娱乐活动中，市镇妇女妆扮一新，踊跃参加，更增添了祥和欢乐的气氛。史载：“龙船市妇女出游为最盛，船价亦增数倍。小户妇女，多雇小快船，自备肴馔，载以俱往。豪民富室率赁灯船，罗袂藻水，脂香涨川，女从如云……”（注：顾禄《桐桥倚棹录》卷1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