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印象感悟到理论思辨 李白为诗，向来以其雄健飘逸之姿，为人惊佩为天仙之才。比他辈份略高的贺知章以“谪仙人”称其人，以“泣鬼神”称其诗，已成诗史佳话了。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的开头，其实也是演绎贺知章的品评：“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同时的任华也有《杂言寄李白》，说“古来文章有奔逸气，耸高格，清人心神，惊人魂魄，我闻当今有李白。……登庐山，观瀑布，‘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空’，余爱此两句。登天台，望渤海，‘云垂大鹏飞，山压巨鳌背’，斯言亦好在。至于他作，多不拘常律，振摆超腾，既俊且逸。”这些说明了生前即名满天下的李白以其诗风的清雄奔放，以及身后声誉日隆的杜甫以其诗风的沉郁顿挫，在说不尽的诗学盛唐中双峰并峙，成为中国诗史上的“双绝”。但是从李白比起杜甫来，更足以称为当时的“诗界明星”而言，盛唐的文酒风流和诗学风气是以李白为代表、为热点的。 这种文酒风流和诗学风气的热点，尽见于杜甫也是怀李白的《不见》诗中的一联：“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李白诗篇在身后不久，即有“十丧其九”（李阳冰《草堂集序》语）之憾，但其时在世间流传和珍藏者尚多，至今犹存千篇左右。若以杜甫的话为真，这简直写成于杯酒之间，因而杯酒千诗之说，是对其敏捷诗才的极而言之。李白的敏捷，在于他能够聪明绝世地感受到盛唐的气象、胸襟、视野和情调，纵酒放歌出一个民族元气淋漓、精神创造力也淋漓的时代的人文情怀和美学感觉，从而极大地拓展了诗歌语言涵容宇宙间和人世间各种现象、幻想和情思的能力。加之他以飘零的身世和情怀，给语言运转中注入了一种跌宕的气势和奇妙的力度，使我国诗学语言所含蕴的许多潜力都被激活了。要知我国语言之奇妙，是不可不读李白诗的。 古代诗话，喜欢作李杜论衡。抛除某些在狭隘的教化观念下的说长道短之外，这种论衡在本质上是从两种不同的高峰类型上探讨古代诗学语言风格的秘密。宋人严羽《沧浪诗话》曾强调这种对比性高峰讨论的重要意义：“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观之，如今人之治经，然后博取盛唐名家，蕴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虽学之不至，亦不失正路。此乃是从顶头上做来，谓之向上一路，谓之直截根源，谓之顿门，谓之单刀直入也。”具体到对李、杜进行辨析时又说：“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太白《梦游天姥吟》、《远别离》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兵车行》、《垂老别》等，太白不能作。论诗以李、杜为准，挟天子以令诸侯也。”他又以兵法喻诗：“少陵诗法如孙、吴，太白诗法如李广。”（注：《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87页、第697页。）意思是说杜甫在集诗法大成的时候知道节制，李白的天才豪逸语，多是率然而成。 诗话批评，多凭印象，直觉以入之，设喻以出之，其间不乏谈言微中，值得深入思考和分析的地方。比如另一位宋人葛立方的《韵语阳秋》卷一说：“杜甫、李白以诗齐名。韩退之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似未易以优劣也。然杜诗思苦而语奇，李诗思疾而语豪。杜集中言李白诗处甚多，如‘李白一斗诗百篇’，如‘清新瘐开府，俊逸鲍参军’，‘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之句，似讥其太俊快。李白论杜甫，则曰：‘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为问因何太瘦生，只为从来作诗苦。’似讥其太愁肝肾也。”（注：《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86页。）此论相当精到地触及李、杜诗风差异，但它存在着疏于知人论世的弱点。李白比杜甫大上十余岁，而且天才早熟、苦吟晚成，从翰林放还的李白与放荡齐赵间的杜甫，于天宝三、四载同游梁宋，以及重逢东鲁的时候，他们还不属于同一个诗坛等级。他们的交游是名家李白和小友杜甫之交，杜甫对李白倾于尊崇，以及李白对杜甫时露幽默，都是可以理解。李白对比他大上十二岁的孟浩然，又何尝没有献上“高山安何仰，徒此揖清芬”的尊敬？ 可以和“杜诗思苦而语奇，李诗思疾而语豪”相参照、相媲美的，是明人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四的这段话：“李才高气逸而调雄，杜体大思精而格浑。”他还进一步发挥道：“唐人才超一代者，李也；体兼一代者，杜也。李如星悬日揭，照耀太虚；杜若地负海涵，包罗万汇。李惟超出一代，故高华莫并，色相难求；杜惟兼总一代，故利钝杂陈，巨细咸畜。”“太白笔力变化，极于歌行；少陵笔力变化，极于近体。李变化在调与词，杜变化在意与格。然歌行无常蒦，易于错综；近体有定规，难于伸缩。调词超逸，骤如骇耳，索之易穷；意格精深，始若无奇，绎之难尽。”（注：明·胡应麟《诗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70页。）宋明学人对李、杜两座盛唐诗学高峰的比较性感受，互有相通，时见精彩，而且由一般的以禅喻诗，或思与言之辨，转换到词、调、意、格的感受，不能说没有进展。可惜大体还停留在印象式的浑融感受的层面，未能在理论思辨的层面透视其诗学法则的体系。当然，新的诗学法则体系应该汲取前人的成果，把理论思辨与直觉感悟相会通，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生命感的体系。 从总体而言，李白诗风，举重若轻；杜甫诗风，举轻若重。李白处在古体歌行到近体律诗由衔接到成熟的诗史契机上，清丽雄奇而又自然奔放地以古体化解近体之严整而避其笨重，以近体点醒古体之质朴而避其简陋。他这种举重若轻的风范，源于修辞学、篇章学和文化构成方面的哪些诗性法则呢？这便是本文所试图探讨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