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由果到花，由实用到审美。 众所周知，梅花至赵宋一代成了文学中最为重要的意象和题材之一，今天我们有关梅花美的认识、信念，梅花的人格象征意义都是到宋代成熟、定型的。宋代咏梅臻于极盛，使宋人有资格反思、评判以往咏梅之不足，其中杨万里《洮湖和梅诗序》中的一段话是说得较为全面的：“梅之名肇于炎帝之经，著于说命之书、召南之诗，然以滋不以象，以实不以华也。岂古之人皆质而不尚其华欤？然‘华如桃李’，‘颜如舜华’，不尚华哉！而独遗梅之华，何也。至楚之骚人，饮芳而食菲，佩芳馨而服葩藻，尽掇天下之香（草）嘉禾，以苾芳其四体，而金玉其言语文章，盖远取江离杜若而近舍梅，岂偶遗之欤，抑亦梅之未遭欤。南北诸子如阴铿、何逊、苏子卿，诗人之风流至此极矣，梅于是时，始一日以花闻天下。及唐之李、杜，本朝之苏、黄，崛起千载之下，而躏籍千载之上，遂主风月花草之夏盟，而梅于其间始出桃李兰蕙而居客之右，盖梅之有遭未有盛于（此）时者也。然色弥章而用弥晦，花弥利（而）实弥钝也。梅之初服，岂其端使之然哉，前之遗，今之遭，信然欤！”（注：《诚斋集》卷79，四部丛刊本。方回《瀛奎律髓》卷20“梅花类”题序对《诗》《书》至六朝的咏梅情况有更详细的论列。）这段话清晰的勾勒了梅花由“晦”而“闻”，由“果”为世利用至“花”为审美时尚的地位变化过程。所谓“说命之书、召南之诗”，前者指《尚书·说命下》“若作和羹，尔惟盐梅”一语，后者指《诗经·召南·摽有梅》。这两处梅之喻兴，后世作为典故，极其流传，但一以“滋”，一以“实”，都是梅树（果实）的实用价值。从人类认识史的一般规律来看，生物学的、经济学的价值总是先为其他种类的价值提供最为便当的隐喻（注：参考[英]贡布里希：《艺术中价值的视觉隐喻》，范景中编选：《艺术与人文科学——贡布里希文选》，浙江摄影出版社，1989年。），因而人们首先注意的是梅树的果实，引以谈情说理。当人们注意到梅花之花时，则完全是一副超功利的、审美的眼光。梅花之以花为人注意是魏晋以后的事。《西京杂记》：“汉初修上林苑，群臣各献名果，有候梅、朱梅、紫花梅、同心梅、紫蒂梅、丽友梅。”（注：《初学记》卷28。）这是西汉的事，但这众多品种到底是因为花“奇”还是果“异”而入贡禁苑尚难完全确定。魏晋以来，梅花作为一种普通的、常见的花木开始为人们所欣赏、种植。园艺史家们常引用晋宋以来开始出现的咏梅诗赋来证明当时“梅始以花闻天下”（注：陈俊愉：《一树独先天下春——梅花》，载《名花拾零》，农业出版社，1987年。），我们却不能作同样的反证。梅花之写入诗赋，并作为专题描写的对象，本身即说明人们的“审梅”爱好已具备了一定的意识水平。咏梅文学有了这一开端，隋唐五代持续发展，至宋代风会激发，形成高潮，奠定了中国人对于梅花的基本审美观。梅花之最终上升为重要的文化象征，主要地是由文学领域造成的。这里我们讨论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之际梅花作为文学意象和题材的历史，看看梅花意象象征发生的原初情况。这一时期可以看作是宋代咏梅大潮前的漫长积累，其间又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一是魏晋南北朝及隋朝，二是唐五代，尤其是中唐以来。 二、魏晋至隋——咏梅文学的渐起：乐府《梅花落》与文人咏物诗。感咏闺怨与巧言切状。 众所周知，汉末魏晋以来，中国文化进入“人的自觉”、“文的自觉”时代。人的生活、人的情感及其文学表现得到了重视。随着抒情思潮的深入发展，诗人们的心灵越来越精细，越来越敏感于自然物色的刺激，为其所吸引、役动、兴奋与颤栗，表现于文学作品，则是越来越倾向于从“日暮思亲友，晤言用自写”（注：阮籍：《咏怀诗八十二首》之十七，《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以下省称《先》）上，中华书局，1983年，第500页。）的直言其概发展为“远望令人悲，春气感我心”（注：同上之十一，《先》上第498页。）的感物起情。梅花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与其它许多草木鳞羽一起走进诗国的“万花筒”的。 梅花是春天意象序列中的一种。花开花落，一则以喜，一则以悲。“阳升土润，冰涣川盈。余萌达壤，嘉木敷荣”（注：晋闾丘冲：《三月三日应诏诗二首》，《先》上第749页。），“三春启群品，寄畅在所因”（注：王羲之：《兰亭诗二首》，《先》中第895页。），是欢喜之意。梅花首次亮相在民歌里，则是“梅花落”这样一个易为感伤消极的形象。晋清商曲辞《子夜四时歌七十五首·春歌》：“杜鹃竹里鸣，梅花落满道。燕女游春月，罗裳曳芳草。”“梅花落已尽，柳花随风散。叹我当春年，无人相要唤。”（注：分别见《先》中1043页。）梅花一落，春色已极、春光将逝。梅花与夏荷、秋霜、冬雪是民歌中四时代表性的意象。 集中突出地标举、运用这一意象的是乐府《梅花落》的拟作。《梅花落》，魏晋乐府曲调，属横吹曲。横吹曲本军中之乐，马上所奏（注：郭茂倩：《乐府诗集》卷21：“横吹曲，其始亦谓之鼓吹，马上奏之，盖军中之乐也。”引《乐府解题》曰：“汉横吹曲，二十八解，李延年造。魏晋已来，唯传十曲：一曰《黄鹄》，二曰《陇头》，三曰《出关》，四曰《入关》，五曰《出塞》，六曰《入塞》，七曰《折杨柳》，八曰《黄覃子》，九曰《赤之扬》，十曰《望行人》。后又有《关山月》、《洛阳道》、《长安道》、《梅花落》、《紫骝马》、《
马》、《雨雪》、《刘生》八曲，合十八曲。”），与《折杨柳》大致同出于中原地区，魏晋以来流行。据载，《折杨柳》“其曲有兵革苦辛之辞”（注：《乐府诗集》卷22引《宋书·五行志》。），《梅花落》魏晋古辞不存，料其主题应与《折杨柳》相近，属于征人睹物感春思归之歌调。现存《梅花落》都是南朝宋、齐以下文人拟作，最早的是宋鲍照一篇：“中庭杂树多，偏为梅咨嗟。问君何独然，念其霜中能作花，露中能作实，摇荡春风媚春日。念尔零落逐寒风，徒有霜华无霜质。”（注：分别见《先》中1278页。）托物言志，通过对“梅花落”的感念怜惜，表现才秀人微，旷废无用的身世之感。稍后陈吴均《梅花落》（注：分别见《先》中1721页。）也是纯然咏本题，且更近乎一首咏物诗。在南朝后期（梁、陈）艳情诗、宫体诗风流行的背景里，《梅花落》多与女性相联系，主题倾向于闺怨，情调上与汉魏乐府民歌多言征夫思妇之苦、晋子夜四时歌多村姑恋歌的传统稍见沿袭沟通，但此时诗中所谓的“闺”已非戌人之妇、乡村少女，而是金闺粉泽、宫中佳丽，“闺怨”而近乎“宫怨”，所写梅花也多是“庭梅”、“园梅”、“阶梅”，标明是贵族、宫廷园林所植，诗歌整体气质与乐府民歌的风格相去较远。倒是后来唐人拟作《梅花落》，虽然数量不多，与南朝相比，明确地言及征夫思妇之苦，如卢照邻《梅花落》开篇“梅岭花初发，天山雪未开”，结言“匈奴几万里，春至不知来”。中唐刘方平《梅花落》“小妇今如此，长城恨不穷。莫将辽海雪，来比后庭中”。有意识地追摹汉魏乐府传统，更切合《梅花落》古曲“兵革苦辛之辞”的主题本色。在南朝诸家《梅花落》乐府诗中，陈江总的一首值得一提，江总共有三首《梅花落》，前两首五言，一言闺情，一略涉边地的背景，第三首是七言歌行，气局开阔，内容上以梅花纷开纷落为背景，描写长安都城“少年”、“佳人”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