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后期，中国古典小说发生了一场异乎寻常的嬗变。市民文学的兴起，市民阶层的思想、情绪、心理、趣味充斥文学殿堂，便是这场嬗变的重要标志。 在这场嬗变中，传统文学中的英雄豪杰、帝王将相、正人君子纷纷长期雄踞的文学宝座上跌落下来，取而代之的是人们不屑一顾的烟花妓女、商贾小贩、市井无赖、尼姑和尚，以及形形色色的常人、凡人、俗人。在这场嬗变中，笼罩于文学作品中的传统道德观念、价值取向、人格理想的氤氲渐趋消散，代之以豪不掩饰的财货追求、物质享受、男女情欲的世俗气息。尤其是在晚明文学的代表作《三言》、《二拍》中，对世态人情的津津玩味，对荣华富贵的极端艳羡，对色相情欲的大胆肯定，对不受理性羁绊的情感的强烈呼唤，更把市民的艺术趣味推向极至。 这种令人为之惊诧的嬗变，当然不是无根无由的。作为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学，必定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也必然受当时的社会思潮与哲学观点的影响。当我们探究晚明文学嬗变的奥妙时，便会发现此时的经济成份中，已包含着一种过去从未有过的新质——资本主义的萌芽，便会发现在资本主义经济萌发后所引起哲学与文学的新的流变。哲学上王学左派的兴起与文学上市民文学的繁荣，可以说是一根藤上结出的两个瓜。都是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在社会条件下的产物。市民文学对生活的真实反映，为王学左派的哲学思考提供了重要的材料，而王学左派哲学对生活的高度概括和理论表述，必然影响到市民文学的发展趋向。 一 中国的封建经济，发展到明代中后期，尤其到了嘉靖年间，渐渐出现了一种与封建母体相对抗的因素，即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 由于皇帝的昏庸，官吏的腐败，土地的兼并，农民的破产，大批流民拥入城市，也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商品经济的繁荣，一种为封建社会所未曾有过的资本主义因素悄然出现。而资本主义的萌芽，意味着中心城市的形成，市民阶层的兴起；意味着商人地位的升格，商业色彩的浓重；也意味着价值取向的急剧变化，道德观念的骤然更新，社会风尚的迅速改观。晚明社会风尚最突出的变化是：摒弃节俭而崇尚奢侈，漠视农耕而艳慕财货；反对禁欲而追求享乐，厌恶理学而放纵人欲。这种社会风气的转变，在一些方志和笔记中常有反映。比如《博平县志》中便有这样一段记载： 由嘉靖中叶以抵于今，流风愈下，惯习骄客，互尚荒佚，以欢宴放饮为豁达，以珍珠艳色为盛礼。其流于市井贩鬻厮隶走卒，亦多缨帽湘鞋，纱裙细裤，酒庐茶肆，异调新声，泊泊浸淫，靡焉勿振，逐末游习，相率成风。 在这种情况下，宋以来占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正面临着世俗生活的严峻挑战。它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的肃杀而僵硬的教条，已很难箝制住人们的世俗欲望和人性要求；它所建立起来的封建伦理道德，已很难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为了改变这种混乱局面，为了维护社会的安定，只有对儒学给予新的解释，把儒学和世俗生活沟通起来，才能因势利导，建立起新的道德规范，于是，一场哲学的变革势不可免。 以王阳明（王守仁）、王艮为代表的王学左派，便在这样的社会要求下应运而生。王阳明清楚地看到：古板生硬的程朱理学，是很难为凡夫俗子的市民所接受的，只有将儒学世俗化，才能发挥其规范人们的思想行为，挽狂澜于即倒的作用。他说：“你们拿一个圣人与人讲学，人见圣人来，都怕走了，如何讲得行？须得做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于是，给予儒学以世俗化的解释，便成了王学左派的重要特色。 要使儒学世俗化，首先必须避开程朱理学的那种将“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的弊病。因此，王阳明在胎承陆九渊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说法之后直接提出了“心即理”“心之本体即是天理”，“心外无理”的观点。这一观点，不但把“天理”与“人欲”谐调起来，而且把人的主体地位，从“天理”的顺应者变为“天理”的主宰者。在此基础上王阳明又提出了“致良知”之说。他认为，人的内心深处，天生便有“良知”，只要把人的“良知”开掘出来，便可做到道德的自我完善，每个人都可为圣人”，人人皆可为尧舜”（注：《传习录》、《王文成公全书》卷一。）。这实际上就等于说，民间的愚夫愚妇也有良知，良知乃人之天性。只要承认人心中的良知和天性，便可与“天理”相通。这样一来，世俗的“人欲”与儒学中的“天理”不但能够等同，而且“人欲”甚至高于“天理”。否定人欲，便不是真正的儒学，“与愚夫愚妇异的，是为异端。”（注：《王文成公文集》卷二，《传习录》下。）对世俗与人欲的肯定，已经到了极至。 王学发展到泰州学派创造人王艮那儿，世俗与人欲的容量就更为丰富和扩大了。王艮明确提出：“百姓日用是道”，“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谓之异端”（《语录》）这就把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与“圣人之道”相互包容起来。日用生活中无不包含着“道”，也无不体现“道”的内涵。这一理论，实际上已将人的“欲望”和“道”沟通起来，承认一切日常欲望不仅不离经叛道，而且恰恰正是“道”的体现。在这里，“天理”与“人欲”的对立完全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