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有关元代文人心态的研究，多着眼于创作主体对作品的决定意义的阐发，即侧重于对作家精神世界的揭示及其对作品生成的影响诸方面。这无疑是极关键也极有意义的。在肯定这一主体——客体的顺向研究的同时，根据“文学是作家的自叙传”的合理解释，我们认为作为代言体的杂剧虽不如诗文、散曲等文体在传达元代文人心态上来得直接、明晰，但也有可能借剧中人物之口间接地流露现实生活中文人们的隐蔽心声。通过从杂剧中士人心态的研究到作家自身的逆向探讨，能使我们从文学作品中人物内心出发窥见现实生活中作家丰富复杂的精神线索，以弥补作家——作品顺向研究可能忽略或无从着手的种种不足。本文拟对元杂剧中的士人形象所展现出来的矛盾复杂、变幻不定的情感特征进行爬梳、分析，揭示出剧中士人心态与现实文人心态的深层联系。 一、苦闷：欲起又落的不平心态 阅读元杂剧，接触其中的士人形象，给我们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在现实生活面前流露出的郁闷不平的沉痛呼号。这其中既有心怀高远却进身无门的寒士，有无意仕进而愿隐遁林泉的达儒，也有身居高位颇尝“高处不胜寒”之味的官吏。尽管身份和地位各不相同，但他们都面临着大致相似的处境：满腹经纶而志不获展，有心入世而屡屡见弃。在这种处境中，胸中美好的理想破灭，痛苦无处诉说，喃喃自语成了他们倾泄内心痛苦、不平和愤怒的必选之方。对这种苦闷心态的考察，我们可以从剧作中士人的现实生活、理想追寻和政治命运诸层面入手，了解其成因。 哀叹人情浇薄、衣食无靠的可怜生活状况，是元杂剧中士人苦闷心态的第一个层面。《窦娥冤》中的窦天章哀叹自己“读尽缥缃万卷书，可怜贫杀马相如”，《罗李郎》中的苏文顺慨叹自己“命里不如天下人”的难堪命运。在现实生计的重压下，他们无所适从，一步步陷入人格与命运的双生悲剧中去。《荐福碑》中的张镐、《谇范叔》中的范睢、《渔樵记》中的朱买臣等都是在贫困中呻吟的士人形象，他们的遭遇真切地展现了士人未遇之时的寒酸生活，以及在这种物质需求的重压下形成的愁闷心绪。他们不仅抱怨自己的命运不济，进而对世风人情也进行了愤怒的抨击。《冻苏秦》中的苏秦在求官受阻，受尽各色人等的谩辱后，愤而唱出了“那一个不把我欺，不把我凌，这都是冷暖世人情”（一折【上马娇】）的悲怆心绪，流露出他在冷漠人世间感伤而无可奈何的心境。从这些不平之声中，我们不难推知当时落魄士人所承受的巨大精神压力和心灵创伤。这种因贫困而引发的人格打击，无疑使士人们内心的凄凉之况无法启齿又不能一刻淡忘，郁积在内心就转化成深深的苦闷。 对入仕途中的社会不公和出路无靠的残酷现实的发现是元杂剧中士人苦闷心态的又一层面。元杂剧中的士子除了要承受生计之忧和人格受辱的痛苦外，还得吞饮认清现实、理想破灭的苦味之杯。作为士人，他们唯一能跻身庙堂的捷径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可现实并没有给他们提供一条进身入仕的坦途。在他们的入世之旅中四处丛生着层层荆棘，他们无一例外地经历着从天真自信、豪情千丈到四面楚歌、进退无路的理想幻灭的打击。当他们刚刚打点起书剑行李欲往君王面前一展抱负时，旷达、乐观、自信。可一经现实之筛的筛选，他们便纷纷被淘汰出局，原先的热情、自信顿时化为云烟，化为“文齐福不齐”的自怨自艾。苏秦刚上场时也曾自负，相信凭藉自己的“三寸舌”、“五言诗”就能平步青云。可苦闷在他走出书斋的片刻自信之后就接踵而来。仕途遥遥，对于一个除却腹中才学便是两袖空空的寒士来说，进取功名只意味着一系列的打击失败、辛酸血泪。对前途，他不再抱天真乐观的态度了：“我空走些千山万水，不得个一官也那半职。你再休说金榜无名誓不归，我若见俺那高年父，和俺那大贤妻，不徕你着我说一个甚的”（二折【倘秀才】）。这类仕途受阻的苦闷心绪，重重笼罩着杂剧中士人举子们脆弱的心，成为元代杂剧很有代表性的一种心态特征。 政治斗争的险恶、官场的失意引发的苦闷心境成为元杂剧中士人苦闷心态的第三个层面。尽管摆脱了物质层面的痛苦，也经历了入仕之初的喜悦，但对个人与统治集团依附状况的深刻洞察，个人命运不可主宰的忧虑，仕途幻灭的沉痛却使这部分士人的苦闷更加深广。李白遭贬，在地僻人稀之所清吟“月明孤枕梦难全”的愁闷诗句；苏轼被放远离帝京，遭人陷害的苦闷情怀萦绕胸间，挥之不去：“春事狼藉，桃李东风蝶梦回。离愁索系，关山夜月杜鹃啼，催促江水自奔驰，翰林风月教谁替，谩伤悲，滴不尽多少英雄泪”（《赤壁赋》四折【驻马听】）。过去官场生活的回忆与眼前狼藉景况的交织，对生命及人生的辛涩体验，把苦闷推到了更高的高度，完成其对人生、历史的悲剧性思考。这一层面的苦闷，已突破了前两个层面的现实功利性的目的，上升为生命意识和哲学意义的探讨。 “挫折的主要原因是两种对立动机之间的冲突”。（注：[美]E·R·希尔加德等著《心理学导论》第658页，周先庚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元杂剧士人苦闷心态的形成，是元代士人们的物质和精神两大层面追求受挫的结果。在封建社会，士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不象农民可以凭藉与土地的关系求得生存；在未进入统治集团之前，他们没有任何别的经济支持。这就使士人的存在需求与自身特征发生尖锐的冲突。解决这一冲突的途径只有一条，那就是挤进统治阵营，获取俸禄而自养。但能实现这一目的士人毕竟有限，大多数士人仍摆脱不了物质苦闷的情势。有幸进入统治阵营的小部分士人，在摆脱物质贫困的苦闷后，新的精神层面的苦闷又聚上了心头。在元代这样一个异族统治的朝代，这部分士人（多数是汉人）始终处于政治权力的边缘，虽有入仕的形式但无进入政治中心的实际可能，“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追求与统治者民族歧视的用人政策发生冲突。在冲突过程中，这些怀着民族自尊与人格自信的士往往被挤出统治行列，跌入更深层次的苦闷中去。处于“失序”状态下的士人，苦闷心态成为他们无法淡化的不解情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