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徒子好色赋》的语文学证伪

      宋玉的作品《汉书·艺文志》著录说“宋玉赋十六篇”，但具体篇名不得而知。今传题名宋玉的作品有十六篇，《楚辞章句》有《九辩》、《招魂》两篇，《文选》有《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五篇，《古文苑》有《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舞赋》六篇，明刘节《广文选》有《高唐对》、《征咏对》、《郢中对》三篇，共计十六篇。其中只有《九辩》现在基本上公认是宋玉的作品，《征咏对》、《郢中对》公认是后人伪托，《古文苑》中的六篇也大都认为是伪托，《招魂》大都认为是屈原的作品，《高唐对》分明是《高唐赋》的序言，是不能当一篇来凑数的，其馀各篇人们疑信参半，或否或可，是非难明。本文想在前人的基础上论证《登徒子好色赋》出自后人伪托，是否在理，还请方家明鉴。为行文方便，以下将《登徒子好色赋》简称《登赋》。

      前人将《登赋》判为伪托的根据主要有三。一是作品晚出，最早见于梁代萧统的《文选》，而两汉四百多年间从无有人提及或引用。二是从辞赋发展的角度出发，认为它的体制、风格和语言与楚辞迥异，宋玉时代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作品。三是直称“楚王”，明为后人假托之词。这几条证据虽然也能说明一定的问题，但坚实程度还是有些不足，所以不少人仍然信从旧题。下面我们再提供三条证据，庶几使这一问题进一步明确化。

      其一，《登赋》一开始交代说“大夫登徒子侍于楚王”，《文选》卷十九李善注：“大夫，官也。登徒，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称。”显而易见，作者笔下“登徒子”是一个人名，自古以来人们也是这么理解的。“登徒”一名又见于《战国策·齐策三》：“孟尝君出行五国，至楚，楚献象床，郢之登徒直送之。”历史上也一直将此“登徒”当作人名。1978年6月在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了200馀枚战国时期的竹简，上面有“左徒”、“右徒”的记载，裘锡圭先生首先指出，“左徒疑即见于《史记》的《楚世家》、《屈原列传》等篇的左徒”（注：裘锡圭《谈谈随县曾侯乙墓的文字资料》，《文物》1979年7期。）。嗣后汤炳正先生发表《“左徒”与“登徒”》一文，进一步指出“登徒”为“左登徒”或“右登徒”的省称（注：收入《屈赋新探》，齐鲁书社1984。）。至此人们才明白“登徒”是战国时期楚国的官职名称。《登赋》的作者并非空穴来风，应是以有关宋玉与楚王的传闻为素材来创作的。但其时已不明“登徒”的本义，误以为是人名，便仿照“荀子”“贾子”之称而称为“登徒子”。《登赋》若是出自宋玉之手，断不会在官名之后缀以“子”的。

      汤炳正先生的看法有所不同，他认为“这个‘子’或系后人不理解‘登徒’的本义者所增加。因此，号称渊博典实的《文选》李善注把作为官职名称的‘登徒’误为人的名称，不是没有原因的”。说“‘子’或系后人不理解‘登徒’的本义者所增加”是对的，但这“后人”不是别人，正是作者。汤先生没有从这官名误作人名的破绽去怀疑作者，反而猜测宋玉的原作后人有改动，缺乏根据，未近事理。就《登赋》原文而言，李善的注并没有错。

      其二，《登赋》中说：“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增”“减”相对为文，这种语言现象先秦未见。先秦典籍中一般用“损”“益”对举来表达。如《易经·损》：“弗损，益之。”《彖传》：“损下益上。”又：“损益盈虚，与时偕行。”《老子》四十八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论语·为政》：“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又《季氏》：“益者三友，损者三友。”《管子·明法解》：“是故尺寸之度，虽富贵众强，不为益长；虽贫贱卑辱，不为损短。”此例中“益长”“损短”的说法与《登赋》“增……长”、“减……短”的说法近似，但用“益”“损”，不用“增”“减”。《庄子·秋水》：“禹之时十年九潦，而水弗为加益。汤之时八年七旱，而崖不为加损。”《荀子·大略》：“君子进则能益上之誉而损下之忧。”又《荣辱》：“谨守起数，慎不敢损益也。”《周礼·夏官·司士》：“司士掌群臣之版，以治其政令，岁登下其损益之数。”《礼记·三年问》：“别亲疏贵贱之节，而弗可损益。”都是“损”“益”对举。有时也“加”“损”对举。如《孟子·尽心上》：“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增”“减”对举最早见于东汉时期的文献。《汉书·律历志上》：“更造密度，各自增减，以造汉太初历。”《诗经·小雅·伐木》“终和且平”郑笺：“以可否相增减曰和。”后世沿用。如《后汉书·虞诩传》：“孙膑减灶而君增之。”《登赋》“增”“减”对举，说明它是东汉以来的人创作的，战国时期的宋玉是不会说这种话的。从王逸《楚辞章句》不录此文推断，其创作应在王逸之后。

      其三，《登赋》与司马相如的《美人赋》如出一辙。请看下面比较：

      由上可见，《登赋》与《美人赋》从结构到细目基本一致，前者显然是仿袭后者而成。

      《汉书·外戚传上·李夫人》载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有人认为“倾城”“倾国”典出《登赋》。并说：“汉武帝时代宋赋中已有此《登徒子好色赋》一篇，而为汉武帝及李延年所共见共晓；而今传之《登徒子好色赋》恐不可轻易非之矣。阮籍《咏怀》第二道曰：‘倾城迷下蔡，容好结中肠。’用典亦来自宋赋，所见之宋赋，也和李延年、汉武帝所见者为同一篇。然则，此赋由来甚久，盖可断言。”（注：郑良树《论〈宋玉集〉》，《文献》1995年4期。）此说非常牵强。《登赋》中仅说“惑阳城，迷下蔡”，这怎么能看成是“倾城”“倾国”的出典呢？“倾城”语出《诗经·大雅·瞻仰》的“哲妇倾城”，“倾国”语见《晏子春秋·谏上十》：“此离树别党，倾国之道也。”原义是说倾覆城郭邦国。李延年也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这两个词的，意思是说别人见到这位佳人，将不惜攻城灭国也要得到她，极言其美。后世遂以“倾国倾城”形容佳人之美。李延年有“倾城”“倾国”这样的字眼，是含有讽谏之意的，所以歌中说“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城倾国破，君主自然再也得不到佳人了，讽谏之意很明显。李诗的含义既是如此，那么说它典出《登赋》实在不着边际。阮籍(210-263)的《咏怀》诗确实用的是《登赋》中的典，但这只能说明《登赋》的出现不晚于魏晋时期，无从断言“此赋由来甚久”，更无从证明此赋的作者就是宋玉。恰恰相反，一篇战国以来即已行世的妙文直到魏晋之际才见有人引用，岂不是匪夷所思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