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学的一般原理来看，绚丽辉煌、意象奇瑰的屈辞文学是一个两维性艺术世界。这个两维性艺术世界，不仅表现出屈辞文学那种特有的先秦时代南方楚国浪漫主义弥漫的文化品格，还呈现着屈辞文学抒情个性鲜明的悲剧性寓意。这一屈辞自身特性决定了对屈辞的解读视角的基本限定，即必须从文化语义和个体象征，从原型追索和诗人隐喻这两重向度来进行探询。只有从这两个方面才能把握屈辞艺术世界的两维属性，才能在屈辞诗歌话语的历史还原和文化定位的基础上，追寻出屈辞意象符码的原型根源和诗人个体赋予的象征寓义；任何忽视屈辞诗学这两个基本方面的解读倾向都将导向一种文本的误读。 然而，在楚辞学2000多年的漫长历史上，却一直延续着这种文本的误读，忽视了屈辞文学的两维属性，摒弃了构成屈辞内在基质的原型与象征的两个方面。这种误读以一种实证型探讨方式，仅仅把屈辞意象视作抒情诗人浅在层面的写实反映，视作个体意向和历史情态的直接呈现，结果在许多关键性符码意象的解读方面造成了悠久深远的历史性迷误。 我们倾向于认为，屈辞虽然是以第一人称的自我在场方式创造意境、直抒胸臆的悲剧抒情诗，但从总体特质上说，屈辞中呈现自我及意象境界却并不是写实的，很大程度地具有虚拟假定性质，而且籍此构筑一种非凡的艺术氛围，表达深层的个体心灵。这种流布于屈辞诗章之始终、直接形成屈辞的浪漫主义诗歌意蕴的虚拟假定型艺术符码，其实并不是诗人屈原超越南方楚国文化限定的纯粹个体创造，而是根源于楚巫风文化的神话幻象，是将这种由巫风宗教积淀的原型形式运用到个体生命情感的艺术象征。本文由此出发，澄清和解证楚辞学长期遗存的有关屈辞抒情形象的历史性误读。 与任何抒情诗一样，屈辞文学以25篇组诗塑造了一个同诗人自我有着密切的精神渊源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这个诗人形象映现在屈辞中似乎并不存在一种视觉形象和性别上的统一性。它时而是高大巍峨、气势磅礴的男性形象，时而又表现为披花戴草、缠绵悱恻的女性形象，从而使抒情诗人的自我形象具有了鲜明突出、无可非议、不容回避的两重性特征。如何理解这种违反客观情态，迥异于其他抒情诗体自我形象塑造的奇特形象，如何读解出这种变幻型自我形貌的内在意寓，是2000年来楚辞学争议纷纭的一大难题，也是历来楚辞学者所误读的屈辞形象符码。 误读倾向之一，是认为屈原在诗篇中把自己表现为女性形象，反映了抒情主体潜在意识状态的性别倒错心理。这一误读倾向的主要代表是王逸、朱熹“夫妇君臣之喻”说，40年代孙次舟、闻一多的“屈原弄臣”说，游国恩的“楚辞女性中心说”和当代取法于西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心理学派的“屈原变态说”。这一误读倾向历史悠久，与时俱变，具有不断变化发展的内在潜能，而在大致思路上却保持着一致性，这就是屈原性别形象于屈辞中映现为女性形象，由此推论屈原是一个存在女性倾向的诗人。 古代楚辞学“夫妇君臣之喻”说始于王逸《楚辞章句》。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叙》指出：“《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於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其间温而雅、其义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这段阐释已隐含着“夫妇君臣之喻”观点。至宋代朱熹则明确提出“夫妇君臣之喻”。朱熹说《楚辞》“寓情草木，托意男女，以极游观之适者，《变风》之流也。其叙事陈情，感今怀古，以不忘乎君臣之义者，《变雅》之类也”。《九歌序》中朱熹又说，屈原“因彼事神之心，以寄吾君爱国眷恋不忘之意；《东皇太一》、《东君》诸篇主题是“人臣尽忠竭力，爱君无已”。“臣子慕君”；等等，这种“夫妇君臣之喻”经朱熹阐发，而普遍流布，成为古代楚辞学阐释的基本立场之一，并由此与注释、考证融汇起来；虽然这种观点尚规限于比兴、隐喻的艺术层面，却为后来歪曲屈原人格的种种界说之形成提供了一种基本指向。 四十年代孙次舟、闻一多的“屈原弄臣说”在楚辞学“夫妇君臣之喻”基础上最早突破比喻界限，视屈原为“文学弄臣”。孙次舟《屈原是“文学弄臣”的发疑——兼答屈原的崇拜者》（注：《中央日报·中央副刊》（成都），1944年9月6日、7日、8日。）认为“屈原的被谗，完全是内宫的弄臣姬妾的一种争风吃醋，“因为屈原和怀王有一种超乎寻常君臣的关系，所以在《离骚》中乃多有暖味不清的可作两面解释的辞句。因为屈原的职业是‘文学弄臣’，是“面目姣好、服饰艳丽、姚治作女子态见幸于人的，所以这篇被汉以还的人误解作‘与日月争光’的《离骚》，乃充满了那富有脂粉气息的美男子的失恋泪涕了。”在孙次舟看来，出自“文学弄臣”之手的《离骚》是一首“同性恋爱”失败的忧怨情歌。与孙次舟观点相似而略有区别的是，闻一多认为屈原是“文化奴隶”式的“弄臣”，在“宫廷弄臣”中“这其间所包括的人物，依后世的说法，便有最狎昵的姬妾幸臣，最卑贱的宫娥太监、较高等的乐工舞女和各色技艺人才，以及扈从游燕的‘文学侍从之臣’等等。……若就男性的讲，因为本是贵族子弟，所以往往眉清目秀，举止娴雅，而知识水准也相当高，从此我们可以明白，像这样的家内奴隶、身份虽低，本质却不坏，职事虽为公卿大夫所不齿，才智却不必在他们之下。他们确乎是时代的牺牲者”。（注：闻一多《屈原问题——敬质孙次舟先生》，载《中原》第2卷第2期。）这与孙次舟所说的“至于纯文艺（诗的），其地位尚非政论家可比，只能作人君的一种弄臣，陪伴人君玩耍嬉戏，还未能取得崇高的社会地位”基本类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