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期间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分析 根据有关资料（注：赵仁庆等：《当前中国亟待解决的经济问题》，中国人事出版社，1997年。）分析整理显示，“九五”期间自然增长的、要求就业的适龄劳动人口规模大概有4356万人，由于深化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派生出来的发展型劳动人口约为1.4亿人（其中国企约1500 万人，机关事业单位约500万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约1.2亿人）。自然增长和发展型劳动人口共约1.8亿人， 即“九五”期间年均劳动人口的供给量约为3600万人（保守估计数）。假如同期的就业增长弹性系数可维持在0.1707水平，通过扩大内需等努力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继续保持在8%左右，则可获得新增加就业机会累计约为5007万个， 即年均新增加就业机会为1001.4万个左右。据此分析，劳动人口的增加量与就业机会相比，显然是供大于求，年均缺乏就业机会2600万个左右。 “九五”期间高校毕业生也在激增，1996年为86.6万人，1997年为89.9万人，1998年为106万人。1998年与1990年相比激增了57.5 %。 1998年高校毕业生数与“九五”时期年均劳动力供给总量相比，虽然只是其中的2.7%左右，但是占同期年均新增就业机会总量的10%。 比例大，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自然就严峻了。其实，严峻形势在1994年就已经开始显现，当时政府已无法为每个当年毕业生提供就业机会了，分回县级单位的毕业生推迟一年就业已是普遍之势。“九五”期间这种状况越演越烈：鞍山市每年回到县里的毕业生有25%就不了业；1996年河北省第一次分配时只有42%的毕业生有具体单位；1997年经济发达的广州市也有300多名去年的毕业生没有就业；1998 年一些地方的就业信息表明，首次对本科生的需求量低于供给，专科毕业生的需求量仅为10%左右。（注：陈锋：《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化才是出路》，《理论前沿》，1998年第15期。） 造成上述这种“僧多粥少”局面的原因，从宏观上分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1）人口基数大，新增劳动力多。 （2）产业内部结构在总体上呈金字塔形， 能容纳中高级人才的空间有限，使得高校毕业生欲谋求相应的职位困难。 （3）深化改革与经济结构调整，释放了巨大隐性失业的能量， 从而大大激化了竞争。 （4）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 致使我国的国民经济增长速度趋缓，创造新就业机会的能力减弱。 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不仅在当前存在，而且是一个跨世纪的问题。对于一个下世纪我国劳动力仍将是供大于求的长远问题，我们应有战略性的对策。 二、宏观调控是必要手段 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不能完全依赖于市场机制，必须借助宏观调控。因为从市场机制来看，市场机制在市场调节方面具有暂时性、滞后性、盈利性、微观性等一系列内在缺陷，因而市场机制不能解决社会宏观问题与对资源配置的事后调节所引起的经济波动和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秩序的维护，不能对经济的外部性进行评价与自觉保持宏观经济的总体平衡、总量平衡、结构平衡。市场机制尽管对资源配置具有相当的优势，但它在协调方面不是万能的，若是对其放任自流，就会造成对经济的破坏、资源的浪费和以失业为特征的经济不景气甚至萧条、付出的代价将是巨大的。要克服和防止市场缺陷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唯一行之有效的手段是政府通过对市场的宏观调控，来弥补市场调节之不足，使市场机制能充分发挥优势，只有这样才能使市场经济健康、高效地发展和增加更多的就业机会。 高等教育虽然也讲求经济效益，但主要追求社会效益，并且是长远的社会效益。因此，对高等教育的发展及其资源的配置，国家必须考虑社会各方面因素。它既要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又必须适应社会其它各方面的需要；既要考虑到数量，更要考虑布局和结构等等；既要考虑全国总需求，也必须考虑地区、部门、行业以及各民族的需求；既要考虑到需要，又必须从国家可能提供的条件出发；既要顾及当前需要，又必须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等等。同时还必须根据不断发展变化的国内外情况，特别是对科学技术等等的发展加以调整，以适应新的形势。总之，情况极其复杂，既不能通过市场全面地反映和表现出来，更不可能完全由市场来调节。因此，任何国家的高等教育资源都是政府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和可能的原则配置的，也都必须有国家干预和政府对其总量与结构方面进行宏观调控。 在经济学中，就业——尤其是合理的充分就业，其实并不是市场经济体制中微观经济主体追求的行为目标，而是宏观经济运行的一个主要指标。高校毕业生与一般流动人员不同，有其高层次的庞大群体性，有其因不能及时就业会影响正常教学秩序的时效性，也有其因涉及到学生家长、亲友等众多社会关系而为社会所关注的社会性等特殊性，一旦不能很好解决就容易产生社会震动。为此，政府有必要对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形势进行连续监控，以便及时发现险情并采取紧急措施，也有必要采取一定的政策倾斜，鼓励高校毕业生创造性就业，以充分调动他们的创业积极性。在高校毕业生的失业率超出警戒线时，政府应采取扩大公共投资的行为和鼓励扩大就业的政策。除上述的宏观控制措施外，在事前更应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人才需求量，进行人才预测并在总量和结构方面强化宏观调控，并尽可能地达到社会发展所需人才的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防范于未然。其实，资本主义的经济发达，并非是资本主义制度多么的优越，而是能从残酷的自由竞争转向国家的宏观调控，不断引导、开辟新的就业领域，避免了竞争过度和资源浪费，事实上，竞争过度与资源浪费都是宏观失控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