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哲等人文学科被称为长线专业，它们在人才市场上倍受冷落，学人文的大学生也往往最难落实工作。然而就在有人声称“人文学科靠边站”的时候，法轮功事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为此，本报记者专门采访了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著名美学家叶朗。 记者：法轮功所宣扬的东西非常荒谬，很明显是违反科学常识的，但在法轮功的信徒中居然有不少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这说明了什么？ 叶朗：其实在法轮功之前，早有了前车之鉴，日本出现了奥姆真理教，美国出现了太阳教，真理教教徒很多是大学生，他们很有才华，但用才华制毒气杀人。人生没有方向、没有意义是不行的，科技越进步，就越需要人文学科的跟进，精神的东西是必须的，这是整个人类，每个民族的生存之本，也是人和其他动物的区别所在。但在我们前些年的教育中，有一些不好的倾向，就是文科无用论，“技术第一，物质第一”，结果造就了一些畸形人才，他们智商很高，但精神空虚，因为我们忽视了对他们的人文教育，这也使得他们作出别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举动来。 记者：看来人文学科非常重要，但是如何振兴人文教育呢？我记得，河北一所大学从去年以来一直强行推行人文教育，但普遍遭到学生家长的反对，家长们说，读那么多名著，看那么多哲学书有什么用？找工作时，绝对不如“会计算机、外语”实惠。北大哲学系是怎么对待这个问题的？ 叶朗：这实际上涉及对于大学教育的看法。我们认为，大学教育不等于职业教育。大学教育的目标不能只限于给学生一种职业训练，大学要培养有较高文化素质和文化品格的全面发展的人。因此，大学教育不仅要注重专业教育，而且要注重文化素质教育，包括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现在国外的著名大学都十分重视人文教育。哈佛大学校长陆登庭博士今年3月23日在我校的演讲首先就强调人文教育的重要性。 麻省理工学院就非常重视人文教育，它一共开设360门人文、艺术方面的课， 要求每个学生必须选8门这样的课。据他们自己说， 这样做也是吸取了过去的教训。大家知道。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学生求职非常容易，大家都抢着要。但他们的学生毕业10年后就不容易了，不如哈佛毕业的学生。这时他们的学生就抱怨在学校学到的经济方面、管理方面的知识太少。等到这些学生毕业工作20年后（这时他们40多岁），他们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这时，他们就抱怨在校接受人文学科的教育太少。所以麻省理工学院现在非常重视人文教育。 再一层是对人文学科（包括文、史、哲、艺术等学科）的性质和功能的看法。我们认为，人文学科不仅是职业（专业），更主要的是一种素质，是一种教养。职业是一部分人的事，教养就带有普遍性，关系到每个大学生。所以大学的文史哲等人文学科不仅要面向本系各专业的学生，培养本专业的专门人才，而且要面向全体大学生。我们现在开设辅修专业就是面向全体大学生的一个重要措施。据我们了解，国外很多大学都是这样做的。例如德国波恩大学主修哲学（所谓主修，也就是准备将来以哲学为职业）的人数也并不多，只有30人或50人，但是辅修哲学（所谓辅修，也就是以哲学作为教养）的人数却很多，几百人，甚至上千人。这样做有许多好处，它可以使大学生具有比较全面的知识结构、文化修养和人格修养，这对他们今后的发展非常重要。大家都知道，爱因斯坦十三岁时就读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上大学时上了一门必修课：康德哲学。后来，他又继续读了许多大哲学家的著作。这样就塑造了他雄浑浩博的哲学气质和胸襟，具有一种崇高的宇宙感。爱因斯坦也十分热爱艺术和文学，他常常和普朗克一起演奏贝多芬的作品（他拉小提琴，普朗克弹钢琴）。他说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予我的东西比任何科学家给予我的都要多，比高斯还要多！”很多学者都认为，科学、艺术、哲学，作为一个整体，成了支撑爱因斯坦一生的三大支柱。不仅爱因斯坦，很多自然科学领域和技术科学领域的大师都说过类似的话。如建筑大师贝聿铭说：“我时常谈老子。我相信他的著作对我建筑的想法可能远胜于其他事务。”所以，为了使我们北京大学在21世纪中能够为人类贡献一个爱因斯坦，以及一大批像杨振宁、李政道、钱学森、贝聿铭这样的大师，我们的理工科学生就不能不学哲学，也不能不学历史、文学、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