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我国高等教育施行收费并轨,一方面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改变了高校财源单一化的弊端;另一方面也使学生在择业上有了更多的自由度,趋近于国际高教常规。这是一般的看法。本文将从一个容易被忽略的角度来探讨收费制的影响:收费以前,学生报考志愿主要是根据自己的成绩来选择相应的学校或专业。在市场经济中,人的价值在某种程度上被显化为货币,这就使得高分的考生为了高的预期收益而进了热门专业和学校,而一些基础类学科及教育类专业则面临着生源素质下滑的严重趋势(李树衡,1993)。从学生的角度来说,他们的选择是理性的,但从国家或社会的角度来看,长此下去则会导致人力资源配置的失调,它意味着国家弱化了开发和培养下一代的能力。我们不妨将这种情况称为教育行为的短期化。当高分生都进入热门专业这一情况维持一个阶段后,进热门专业反而成了高分的显示机制。这样,高分的考生为了显示自己的能力,总是倾向于选择热门专业。由于收费制的实行,使得考生在填报志愿时,不仅要考虑自己的能力,而且还要考虑家庭的负担能力。实际情况是,热门专业收取更高的学费,冷门则收相对低的学费。正是这种收费双轨制的存在,使得考生人力资源的配置从社会的角度来说有了一定的改善。这是收费制积极的一面。下面将用模型来加以说明。 一、生源配置改善模型 假设:高考是有效的人才能力的甄别机制,考分代表学生的能力,考分越高,能力越强。诚然,考试作为一种选拔机制,有其必然的缺陷,但在现实生活中很难找到更好的替代方法。Arrow,Kenneth(1973)和Stigliz,Joseph(1975)都提出过甄别假设(screening hypothesis)。如Arrow在强调高等教育的甄别作用时说, 大学实际上是一个双重过滤器,一次是选择哪些人可以入学,一次是哪些人可以毕业。如果假设所有入学者都可以毕业,其甄别作用就退化为第一种类型(这更加符合中国的实际)。 假设:考生能够理性预期到自己究竟是考高分还是低分。不可避免,考试具有偶然性,但高考包括好几门科目,而且,落榜后还可以复读,这些因素都弱化了偶然性。这一假设避免了由学生报考志愿时的先验信念与高考后被录取的后验概率的差异带来的麻烦。 假设:考生追求效用极大化,且为风险中性,故这种效用极大化可用预期收入的现值来代替。 在上述假设下,对每个学生来说,其效用极大化就表现为: max PY=-C+δW+δ[2]W+……=-C+δW/(1-δ)s.t.Y >C(1) 其中,C为学费,W为学生毕业后的预期工资,δ为折现系数。即学生在家庭支付能力之内,寻求未来收益现值PY极大。 下面我们考察收费前后的不同情形。 为了建立模型,我们假设社会上只有两所代表性学校,一所师范学校,代表冷门专业;一所财经学校,代表热门专业。 令G为考生的分数,Y为学生的家庭收入,f(G,Y )是其联合分布。为讨论方便,首先将考生人数归一化。其次,由于高考制度的变迁,各年的评分标准有所不同,所以,为了不失一般性,我们以每年的满分为1,对考生的分数也进行归一化。那么, 高考的作用就在于选择一合适的分数线G[,0],使上线比例Ne符合当局的需要。
其中C为高校收费。 (一)收费前 此时学费很少,为方便起见,令其为零。则学生的预期收益的现值总和为PY=Wδ/(1-δ)与预期工资成正比。因而学生必定是尽可能选择更好的大学或专业。由前面的分析可知,热门专业录取分数线比冷门的要高。这样,热门专业和冷门专业的招生就似乎为一种排队机制所调节,高分进热门专业而低分进冷门专业。在所有学生中可进热门专业的学生比例为:
其中G(g)为f(g,y)在y上的边缘分布,而Gm则为热门专业的分数线。 同理,进冷门专业的学生比例为:
由此可见,这时收入高低并不影响学生的选择,从而考分成为唯一的遴选标准。 显然,Ne=N[,good]+N[,ordinary](5) (二)收费后 假设收费后当局的偏好不变,即Ne不变。那么,热门专业和冷门专业的学生比例分别为:
其中C[,1],C[,2]分别为热门专业和冷门专业的收费标准。根据课题组(1998)对陕西高校的调查报告,师范学校免交学费,故可令C[,2] =0。从另外一个角度说,由于C[,2]很小,在中国人均收入之内,那么,真的考分超过分数线G[,0] 而因家庭收入限制放弃读大学的人实际上很少,其效果同C[,2]=0是相同的。(7 )式右端第二项为那些考分高但因交不起热门专业的学费而只好上冷门专业的学生人数。这种情况为一些调查所证实。根据余从(1996),确实有一些成绩很好的农家子,面对高昂的学费和其他在校费用,只好选择师范院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