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每当纪念五四运动的时候，人们就会情不自禁地引发对什么是北大传统以及如何继承和发扬北大传统的思考。对北大传统的科学界定不单单是个学术问题，而是关系到我国知识青年走什么样的道路的重大政治问题的思考。 那么什么是北大传统呢？近年来，有一种意见，把北大传统说成是“自由主义”，或者更彻底地说成是“多元自由主义”，好像北大只有“自由主义”传统，而且是最好的传统。无论从思想上还是政治上，无论从学风上还是校风上，无论从学术传统上还是从历史进程上看，把“自由主义”说成是北大传统的“主流”、“主导”，都是有违事实的，与人们的共识大相径庭。 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北大的优良传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光荣的革命传统，一是良好的学术传统。这两个方面的传统紧密结合，相互渗透，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交互作用，从而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摇篮、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地，成为“一二·九”运动的先锋，成为全国的教育中心和科学研究中心之一，成为人才的宝库、科学的殿堂，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非凡的贡献。 如果用简洁的语言概括北大优良传统的话，那么可以说：“爱国为先，闳放求真，民主科学，改革前进”。北京大学的百年史，就是一部爱国主义的历史，一部为国家和民族的振兴富强奋斗的历史。无论是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运动中，还是在培育人才和对科学高峰的攀登中，北京大学总是高扬着爱国主义的旗帜，站在时代的潮头，其精神和气质，让每一代人都得到激励和感染。北京大学的胸襟和抱负是宏大的、开放的，它像大海，容纳百川；像智慧的渊薮，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像多声部的交响乐，在这里，能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然而，“闳放”的气度只是风格、手段，其目的仍是要发展学术，探求真理，造福社会，推进文明。开放而不求真，或务实而眼界狭窄，都是同北大的优良传统不相吻合的。为了追求真理，为了在最高层次上探索和创造，北大师生前赴后继，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北京大学之所以为北京大学，与一直尊奉“德先生”和“赛先生”是分不开的，这是北大在京师大学堂基础上获得“现代性”的重要标志。民主办学历来是北大的一贯作风；治学中的科学态度，探索中的科学精神，管理中的科学做法，始终为北大所提倡，并且为民主不断增添新的内容。北大确乎最不保守，最喜欢开风气之先。在中国现代思想史和现代教育史上，它有许多个“第一”，各个时期都处在“头雁”的位置。鲁迅先生当年说：“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今天，在改革的大潮中，它的进取锐气依然如此。在学术领域，在思想领域，在精神领域，在工作领域，北大总是不满现状，总是追求卓越，反对平庸，总是大胆开拓，执著创新。北大正在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而努力，在“瞄准世界前沿，服务国家战略”的原则下，正对可望跻身科学前沿进入世界先进水平的、对具有中国特色、带有原创性的科学项目，集中力量，重点突破。这是北大传统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扬光大。 去年，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 江泽民总书记就对北大传统和学风作出了深刻、精辟的概括。他说：“北大在长期发展和斗争历程中形成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光荣传统，显示的不断钻研、求实创新、向上的优良学风，生动地体现了中国人民自强不息、开拓进取的民族精神，也是北大永葆生机的重要动力。这种优良传统和精神动力，要永远发扬光大。”正因为北京大学有如上的光荣传统和学风，所以它才成为现代民族精神特别是知识分子群体自强不息、拼搏奋斗精神的一个代表，成为能够“永葆生机”的思想、学术圣地。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在北大漫长的历史上，是不是也有某种“自由主义”的东西呢？客观地说，是存在的。比如，五四时期以北大为中心形成的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其中除了初具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外，还包含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一部分人，他们在政治理念和学术观点、方法上，均采取了“自由主义”的态度和立场，而且在三四十年代的发展变动中，一直没有断线，这主要以胡适等人为代表。这一流派在中国现代历史的实际地位和作用，以及它带来的政治效果和学术效果，人们已经有了结论，并且是不难做出价值判断的。 至于有人依据蔡元培出任校长后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主张“使北大正式成为在中国引进和发扬自由主义的基地”，便把北大的传统说成是“自由主义”，显然是既有某种误解，又带某种片面性。蔡元培的办学思想，并非像时下一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对什么说、何种文化都采取不偏不倚的客观主义态度，任凭新旧混杂，良莠不分。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是以扶植新派人物，促进新学传播，适应革新需要为基本出发点的。他对北大的整顿，是以守旧势力集中的文科作为重点改造对象的。他诚恳地邀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为新派人物的“过激之论”辩护，鲜明地体现了他办学原则的基本倾向。陈独秀说过：“蔡先生对于新旧各派兼收并蓄，很有主义，很有分寸；是尊重讲学自由，是尊重新旧一切正当学术讨论的自由；并不是毫无分寸。”倘我们把蔡元培的思想放在具体的历史的时代环境中来透视，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它对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起了催生作用。尽管细致考察“兼容并包”办学思想，不难发现其中带有一定历史的局限性，且也不完全符合蔡先生的教育实践，但是，作为一种传统，一份精神遗产，认真开掘它深层次的思想内涵，仍然是有现实意义的。 问题是不能把“自由主义”作为北大传统的主流，更不能把“自由主义”放大成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哲学在内的传统的总称。如果真的那样的话，那么北大光荣、进步的革命传统又该放在什么位置呢？特别是，当有人主张要“从经济角度（财产权与经济自由）切入自由主义”，呼唤“发源于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在今天的复兴”的时候，这种传统观念的危害性就更加明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