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教育自实行成本补偿以来，人们对其必要性和可能性作了大量的研究。但是，对于在中国实行成本补偿的可行性的研究却相对较少。人们似乎把这一问题作为一个不证自明的事实。人们把高等教育进行成本补偿的标准与其必要性和可能性相联，而没有看到这样一个问题：高等教育成本补偿的标准的确立，是建立在其可行性基础之上的。本文试图从高等教育的个人收益率的角度来分析我国高等教育成本补偿的可行性及其标准，以期有利于我国成本补偿政策的科学化。 一、中国高等教育成本补偿的可行性与高等教育的个人收益率 世界各国的教育家和经济学家业已证明，高等教育实行成本补偿是可行的（相对于免费高等教育而言，高等教育实行成本补偿即有助于公平和高等教育的公平，也有助于效率和高等教育效率的提高）。但是，这一观点得以成立的基础在于一个已经得到证实的假设：从经济学的角度看，高等教育的收益率是很高的；尤其是在人力资本存量较小的国家，教育投资的收益率要远远高于物质资本投资的收益率，而教育投资的个人收益率又要高于社会收益率（闵维方，1998）。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高等教育实行成本补偿的基本条件：高等教育的个人收益率要高于物质资本投资的收益率。由于物质资本投资的收益率又往往要高于银行利率，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高等教育的个人收益率高于银行利率是一个国家实行成本补偿的先决条件。一个国家，只有其高等教育的个人收益率高于银行利率，高等教育的成本补偿才是可行的。 关于中国高等教育的个人收益率，相关的研究还是相当少的。就目前来看，关于中国高等教育的个人收益率的研究表明，我国高等教育的个人收益率和初、中等教育相比处于一种不正常的位置：世界各国小学、中学、大学三级教育的个人收益率排序一般为小学最高，中学次之，大学最低，但是，我国三级教育的个人收益率排序则和世界上的其它国家相反，也就是说，我国高等教育的个人收益率是最高的，中学次之，小学最低（赖德胜，1997）。虽然我国高等教育的个人收益率和其它级别的教育相比是最高的，但是，“我国的个人教育收益率，不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是偏低的，而且也低于我国国内银行的存款利率”（赵人伟，李实，1992）。根据萨卡罗普洛斯的研究（钟宇平，陆根书，1997），低收入国家（年人均收入为610 美元及以下）的高等教育个人收益率为23.5，中低收入国家（年人均收入为610～2439 美元）的高等教育收益率为18.9，中上收入国家（年人均收入为2440～7619美元）的高等教育收益率为14.8，高收入国家（年人均收入为7620美元及以上）的高等教育收益率为7.7。中国高等教育的收益率最高只有6.71 （参见赖德胜，1997，表1）。 根据经济学中的投资比较利益理论，如果一项投资的收益率低于银行的存款利率，那么，投资者将不再对之进行投资，而把资金转向其它部门。现有的研究表明，我国高等教育的个人收益率都低于同期的银行存款利率（赖德胜，1997），那么，按照比较利益理论，我国的高等教育必然会出现供过于求的现象，即许多学生能够接受高等教育但却不愿意上大学，我国高等教育实行成本补偿是不可行的。 关于为何教育（及高等教育）的个人收益率如此之低的原因，人们作了多种解释（赖德胜，1997；钟宇平，陆根书，1997）。但是，从成本补偿的角度出发，关键的问题不在于对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的解释，而在于分析从个人收益率的角度得出的高等教育的成本补偿的不可行与事实上的可行的矛盾；我国自恢复高考以来，每年的入学竞争都是非常激烈的。即使在高等教育实施了成本补偿后，情况仍未有多么大的改变。我国每年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人数都在不断增长。事实证明我国高等教育实行成本补偿是可行的。那么，如何解释中国高等教育在个人收益率低于银行利率的情况下，仍有这么多的人争着去投资这种从收益率的角度上看是“赔本”的行业这一现象？ 对这一问题，我们可以有两个方面的解释，一是从高等教育的非经济收益的角度来解释，二是从高等教育收益率计算的准确性的角度来解释。 从高等教育的非经济收益的角度来看，在理论上我们可以解释为中国高等教育有着巨大的非经济收益（施彬、万威武，1993），如接受高等教育可以使人获得很高的名誉、地位，因此，中国人即使在接受高等教育要亏本的情况下，也在所不惜；或者，我们可以解释为，由于国人的经济水平已达到极高的水平，因此，人们把接受高等教育作为一种满足个人需要、发展个性的手段。后一种解释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中国人还未富裕到这种地步，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还是很低的。至于前一种解释，也缺乏说服力。虽然接受高等教育可以使人获得一定的名誉、地位、且中华民族向来有好学、轻利的传统（如“朝闻道夕死可矣”，“君子尚义，小人尚利”等观点），但是，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国民中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越来越多，名誉、地位等与高等教育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淡化；同时，自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我国的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国民越来越重视经济利益的获得。因此，从高等教育的非经济利益的角度是很难完全解释通的。 从高等教育收益率计算的准确性的角度看，我国高等教育收益率的计算上确实存在着一些直接影响收益率的重要因素。它们主要是指那些导致对个人收益估算偏低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