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教育经济的思想早已有之，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教育经济学，在西方则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事。从西方教育经济学近半个世纪的发展脉络，我们大致可以看出其各个历史时期研究的主要方向和一些基本特征：50年代末至60年代，从以舒尔兹、贝克尔等人为代表的人力资本理论的诞生，到丹尼森关于教育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分析，再加上工业化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使得人们对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普遍持一种极其乐观的态度，教育投资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高度的重视。人力资本理论在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中被广泛接受，而且至今仍然占有主导地位。而到了70年代，在看到一些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教育开支的增长既没有带来经济增长也没有缩小贫富差距的社会现实后，人们开始对人力资本理论和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产生了怀疑。筛选理论、文凭主义、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以及一些激进的社会化理论应运而生，从不同角度向人力资本理论提出挑战，并从新的理论框架出发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进而极大地丰富了教育经济学的学科内容。教育经济学与社会学研究以及心理学研究的结合受到了人们的重视。在80年代，虽然人力资本理论和筛选理论等之间的争论仍然没有平息，但是关于教育内部收益率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人力资本理论获得了实证结果的支持。在此期间虽然没有出现有重大影响的新的理论体系，但是也不乏一些新的研究思想的出现。例如关于教育与工作之间的关系的新的理论解释，对过度教育的经济作用，高科技对教育的影响等问题进行分析的角度等。人们还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对微观水平的研究，特别是对学校和部门层次的研究上。进入90年代以来，教育经济学领域中发展出的各理论派别之间的争论大多因难以通过实证数据分清孰是孰非而被人们淡化，对学校以及部门层次的微观分析继续为人们所关注。从近期的研究状况看，人们更多地强调发展更加成熟的模型以推进关于教育的内部收益率、成本效益、单位成本等的研究。对影响院校行为的经费机制和提高办学效率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对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对教育产生的影响的兴趣与日俱增。 在我国，教育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建立较晚，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开始这方面的系统介绍和专门研究。但也正因为如此，使得中国的研究人员有可能直接跨越西方研究者经历的较长研究路程的各个阶段。中国的教育经济研究人员很快就不再仅仅满足于对西方的教育经济学理论“隔岸观花”的介绍和简单地照搬西方学者依据的原则和价值观开出的变革“良药”行事，而是创建了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其中不乏高质量的高等教育经济学研究成果。下面简要回顾一下在高等教育经济学研究领域中人们做的一些有代表性的工作。 高等教育经济学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属于实证经济学研究的范畴，它们是可以用事实验证的问题。这些年来人们在此领域的主要贡献为： （一）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作用：通过实证分析肯定了高等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巨大的积极作用。包括对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国际比较；探讨了高等教育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对高等教育与就业、经济增长率、资源利用率、实际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结构等方面的关系进行了论证。这些研究使得对于高等教育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论证不再是一种空谈，而成为有丰富内容的、有大量例证的、有说服力的论点了。基于这些论证，确立了高等教育投资是生产性投资的观点，从而在根本上否定了传统的教育投资是非生产性投资的论点。进而探讨了教育投资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合理比例问题，指出了教育投资相对于国民生产总值超前增长的必要性。 （二）在承认教育投资是生产性投资的基础上，对高等教育投资的经济效益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这些关于投资效益的研究是从内部和外部角度进行的。 1.高等教育系统的内部效益：这些年来，人们进行的比较深入的分析主要包括：（1）采用实证分析的手段， 论证了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效益现象的存在。对高校进行系统调查的一系列数据分析揭示了过去一个时期我国高等教育总体规模的发展走的是一条外延式的发展道路，对现有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使用不当，因高校的规模效益低而造成了本已紧缺的高教资源的浪费。研究还分析了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投资内部效益低的根本原因：宏观教育决策的失误；教育体制的弊端；教育结构的不合理，指出了提高我国高等教育投资经济效益的主要途径。研究论证了我国高教总体规模的扩大应该走以内涵方式发展的道路，深入挖掘现有学校的办学潜力，并通过对高校结构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提高高等学校的办学效益。这些研究结果为国家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依据。（2）探讨了高等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 高等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是高等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资源配置的基本问题是如何在高等教育内部的各个学校之间以及各个学校内部合理地配置资源，体现“透明、公平、效益”的原则。采取什么样的分配手段，使得高等教育经费的配置逐步调整并趋向更加合理，这关系到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和高等教育目标的实现。过去由于高教经费核拨权在财政部门和计划部门，而规划和政策的制订责任在教育部门，这种财权与事权的分离，造成拨款行为和政策调控的分离，并且强化了高校对主管部门单一的行政隶属关系。拨款程序上还不够透明，拨款标准和公式上还未能充分体现高等教育成本行为的客观规律，未能充分体现公平与效率兼顾的原则，缺少提高学校在资源利用效益方面的激励机制。一些研究以大量高校经验数据为依据，建立了包含学校产出、效率指标为内容的多参数拨款公式，对如何公平、透明、有效地分配高教资源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一些研究建议，基金制的实行将有望逐步改变高校对行政主管部门的从属地位，向独立的法人实体过渡；有利于政府将教育资源的统筹分配和必要的政策导向统一起来，改变政出多门、条块分割的局面；有利于提高拨款的整体效益，体现公平、透明和效益的原则，实现高校公平有序的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