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改革的关键是高教体制改革。在知识经济已见端倪之际，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不仅要在公立高等教育领域内开展以“共建、调整、合作、合并”为指导的办学与管理体制改革，而且要在民办教育领域内拓展新的天地。本文试从公办、民办双管齐下的角度，对深化我国高教体制改革进行新的探索。 一 为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中国应当大力发展高等教育 随着21世纪的即将来临，人类正步入一个以智力、知识资源为基础的“知识经济”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教育必须处在社会的核心地位，而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关系必然越来越密切。促进社会进步的关键和各国经济、科技竞争的关键都在于扩大高等教育机会，培养更多的高素质专业人才。各国为了增强综合国力，提高国际竞争能力，发展知识经济，也都非常重视与培养科技人才直接相关的高等教育的发展，将其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上，由此极大地提高了高等教育在社会中的地位。可以说，任何国家要想在知识经济时代把握机遇、大有作为，关键就在于大力发展对国家兴盛与综合国力提高至关重要的高等教育。为了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我国应当大力发展高等教育。 这里首先有必要搞清楚“高等教育精英化阶段”、“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和“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这三个提法的来源与区别。 美国著名学者马丁·特罗（M.Trow）将高等教育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一国的高等教育能容纳的适龄人口在15%以内的为精英化高等教育（Elite Higher Education）阶段，能容纳适龄人口在15%—50%之间的为大众化高等教育（Mass Higher Education）阶段， 能容纳适龄人口在50%以上的为普及化高等教育（Universal Higher Education）阶段。根据这种划分标准，中国的高等教育当前仍处在精英化阶段（通常也称为尖子教育阶段），远远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和市场经济的需求，必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中国的高等教育很薄弱。高等教育毛入学率80年代初仅1 %左右，1990年超过2%，远低于世界平均13%的水平，加上人口基数大， 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还将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注：谈松华《变革与创新，走向21世纪的中国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研究》1998年第3期， 17页。）。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高等教育的差距很大。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教育报告1993》所载，1990年美国适龄人口大学入学率为72.2%，加拿大为71.2%，联邦德国为38.1%。当前，日本已接近50%，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达到或正在迈向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指标。我国的高等教育虽然近年来有很大发展，但当前的大学毛入学率也只有7.07%，把成人教育加上，也只达到9.07%。 参见下列若干发达国家和亚洲若干发展中国家的居民文化构成简表，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我国教育与世界教育的差距。 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居民文化构成简表（%） 国别大学中学小学文盲和文化程度不明者 美 国32.264.43.3 以色列23.136.630.69.7 日本 21.244.534.30.0 加拿大19.359.519.91.2 韩 国13.453.921.711.0 菲律宾15.218.954.111.7 新加坡 4.731.364.0 泰 国 2.9 6.869.720.5 印 度 2.513.711.372.5 缅 甸 2.014.527.755.8 巴基斯坦 1.910.5 8.778.9 孟加拉 1.311.616.770.4 越 南 1.227.742.828.4 斯里兰卡 1.134.148.915.9 中 国 1.39 31.337.130.2 资料来源：何祚庥《“适度发展”高等教育，还是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真理的追求》1997年4期，18页。所列数字取自1996 年《国际统计年鉴》。 上述数据表明，我国人口中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员比例，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而且明显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从表中还可以看出，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差距最大的表现在高等教育方面，也就是说，中国高等教育是最薄弱的环节。我们并不是要与发达国家攀比高等教育普及率，然而面对每年100多万高考学生不能升入大学的事实， 我们应当呼吁为适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创造更多的机会。 当前有一种看法是高等教育不应大力发展。其依据是人才过剩、大学生分配难，等等。其实，这只不过是一种假象。大学生分配难的因素很多。一是大学毕业生在择业上还存在只选择国有企事业或“三资企业”，而急需大学毕业生的乡镇企业却很少有人问津。二是一些高学历的待业青年，大多停留在大中城市，而不愿到农村、边疆等急需人才的地区去。三是不少地方并不是缺人才，而是高层次的人才进不来、下不去、用不上，有的单位“人满为患”，被素质不理想的人员占满了编制，而没有进人指标，等等。 事实上，高等教育的滞后，已经阻碍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种状况，不仅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不相适应，而且与社会对高等教育日益增长的需求不相适应，这种矛盾越来越突出。我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后，独生子女不断增多，很多家庭对子女的期望值很高，尤其是对独生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有强烈的愿望。许多家庭都准备不惜一切代价，哪怕砸锅卖铁也要送自己的子女上大学。据调查，现在在各级银行里的私人存款已高达4万亿人民币，约占GDP的60%。虽然国家一再调整利率，但这一存款数额，仍呈现有增无减的趋势。为什么中国的老百姓愿意将这一笔巨大的资金存在银行里？因为这是准备不时之需。其中，首先是子女教育费，其次是老人赡养费，又次，才是购买几大件和住房。一些调查材料表明，“300位储户中有26.7%是为子女教育费”， 或者是“55%的人是为了不时之需，亦即子女教育、老人赡养、大宗消费”等需求（注：《光明日报》1996年11月22日。）。我国近期每年有普通高中毕业生200多万人，他们绝大多数想上大学， 每年还有职业高中毕业生100多万人，其中部分学生也想上对口的高等职业院校。但是， 我国每年都有100多万名高考学生没有升入大学的机会， 这就导致了我们每年呈现着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局面。由于高等教育规模有限，无法满足广大适龄青年的升学需求，矛盾非常突出。因此，我国的高等教育必须要扩大规模，增加更多的高等教育机会。为满足社会对高等教育日益增长的需求，我们应当努力使高等教育由精英化阶段迈向大众化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