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恰值恢复高考廿周年。社会各界及旅美学子纷纷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颂扬邓小平恢复高考的伟大历史功绩，畅谈恢复高考的重大历史意义。“恢复高考挽救了我们的民族和国家”；“整整一代人得救了”；“感谢邓小平”……许多人在叙述自己当时听到恢复高考的激动心情时，都不约而同地用了这些词句。 与此同时，把“应试教育”归罪于高考的言论也屡见不鲜。一些人认为，以高考为代表的升学考试导致基础教育畸变为面向少数学生、重智育轻德体、学生学习负担过重的“应试教育”。一些人建议缩小高校招生的考试录取比重，扩大推荐、保送生的范围。有些人甚至提出，实施素质教育就应该取消高考。 如此大相径庭的观点表明，现行高考制度在推行20年之后，已到应该进行改革、调整的时候了。然而，怎样改？是淡化竞争甚至根本取消这一制度，还是进一步完善考试的技术、手段，使之更加科学化？我认为，正确的答案只能是后者。 高考不是单纯的教育问题 当社会出现了强制性的社会分工、特别是脑体分工之后，当必须从人群中选拔出管理人员或其他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员的时候，经过长期实践，人类发明了考试。 中国关于考试的记载，最早要算尧选舜作自己的接班人。部落酋长推荐舜，舜是否胜任这个职务呢？尧说：“吾其试哉。”那时的“试”并非现在的书面考试，而是在实践中观察、试用。实行科举考试之前，中国封建社会的人才选拔主要是通过推荐、考察方式来完成的。由于推荐权掌握在地方豪门世族手中，考察又没有量化标准和有效的监督机制，最终导致了官吏录用上的腐败。 隋文帝杨坚统一全国后，急需大批人才；豪门世族遭到严重打击，中小地主阶级迫切要求参与政权，科举考试便应运而生了。科举取士与以前的荐举、察举相比有两个明显区别：第一，平民百姓无须别人推荐可自愿参加官府的考试；第二，取士以考试成绩为主。这种办法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官吏录用中的腐败。科举成为历史前进的障碍，是清朝特别是晚清时期的事情。其原因主要是考试内容的陈腐和形式的僵化，而不在于考试制度本身。 16世纪，中国科举考试传到欧洲，英国首先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以后扩及西方。孙中山先生说：“考试制度在英国实行最早，美国实行考试不过是二三十年，现在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究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我们中国学过去的。”（《孙中山选集》下卷，第585页） 现代的高等教育入学考试从直观上来看，是普通高等学校选拔新生的一种手段。然而，它的社会本质却远远超出教育，是国家对结束了基础教育最高阶段学习以后的青年人所进行的大规模的社会分流工作。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通过举办高等学校有计划地给自己培养干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的学历文凭相当于“白领俱乐部”的“入场券”。高考在群众心目中成为国家举办的最权威的进入脑力劳动者队伍的“选拔赛”。 脑体差别是高考竞争的根源 恩格斯曾经把脑体之间强制性的社会分工作为“阶级划分的基础”，列宁也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作为“现代社会不平等的最主要的根源之一”。社会主义中国已经消灭了阶级对立与脑体对立，但脑体差别仍然明显存在。脑力劳动者的社会地位与物质待遇吸引着青年人为得到它而不断奋斗。 脑体差别是导致高考竞争的根源，这一点在世界各国都一样。美国与日本适龄人口的高等教育升学率都在40%—50%之间，然而，日本高考竞争的激烈程度及其造成的社会影响却比美国严重得多。这是由于日本受东方文化传统的影响，学历主义比美国严重。我国适龄青年进入普通高校的比例大致在4%左右，而且有着与日本一样的东方文化传统，因此中国高考竞争的激烈程度，远甚于美国，也甚于日本。虽然在我国接受高等教育还可以通过上成人高等学校、职业高等学校、参加自学考试等途径，但是，在相当多人的心目中，只有上普通高等学校才能接受“真正的”高等教育，这样，高考的竞争就成为继入小学、升初中、考高中之后“竞争金字塔”的顶尖。 户籍制度也是导致高考竞争的根源。农村孩子进城，除少数人参军后转干、转业有机会外，只有考大学这一条路。因此，农村把考大学叫“考户口”。这又涉及中国上前的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而这种差别，中国远比美、日大得多。 过去，我一度认为，中国高考竞争激烈是因为人口多而高校招生少，如果中国高等教育实现“大众化”，问题就会缓解。现在我进一步认识到，从事社会管理或科学技术工作的人总是少数，只要存在强制性的社会分工特别是脑体分工，竞争就会存在。高考取消不了，高考的竞争也取消不了。 早在1963年教育部就提出要克服中小学教育中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至今成效不大。为什么？因为社会分工依然存在，脑体差别尚未消除，人们的社会存在左右着人们的意识。这并不是说“片追”的倾向不要纠正，而是说应该弄清“片追”的根源是什么，我们应该改什么，能改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5页） 考试是竞争的手段 长期以来，不少人历数高考的种种“罪恶”，其实那并不是考试的“罪恶”，而是竞争的后果。有的人也承认“竞争”，也承认“择优”，却不愿见到“淘汰”，幻想保留“择优”而消灭“淘汰”。正像马克思在批判普鲁东的唯心史观时说的那样：“他们全都希望有竞争而没有竞争的悲惨后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3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