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学校职能的限度，即高等学校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其职能的范围和度，超过这个范围和度或达不到这个范围和度，也即超出或不能满足社会需求，都不利于社会的发展。由于高等学校职能的限度主要表现在高等学校系统与社会系统和在社会系统内高等学校系统与教育系统之间的关系上，因此，探讨高等学校职能的限度问题，需要从这两个方面着手。 一、人力资本理论的遭遇及启示 人力资本理论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至今在世界教育经济学理论中仍占主导地位，并影响着各国教育发展的政策，特别是教育投资政策的制定。人力资本理论主要是运用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分析了教育成本的个人收益率和社会收益率，进而充分肯定了教育的经济价值，阐述了教育发展与经济发展的正相关关系。人力资本理论的创立者西奥多·W·舒尔茨还把这一理论广泛用于对高等教育问题的探讨， 并在实践中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欧洲委员会曾在总结60年代高等教育大发展的原因时指出，“高等教育有助于经济增长，是60年代支持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论据之一”。（注：张人杰：《当代世界高等教育社会职能在理论上的重大变化》，《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84年第2期。） 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中有一个基本的观点，即一个人受教育的程度越高，个人与社会的收益就越大，由此推演，高等教育的经济收益大于中等教育的经济效益，中等教育的经济收益大于初等教育的经济收益。同时，他还认为，高等教育经济价值远大于其他教育经济价值的原因，还在于它具有三种功能：发现人才、从事教学和进行研究。但是，人们通常对高等教育经济价值的研究过多地放在对教学活动的研究上，虽然对研究的价值有所认识，但重视不够，至于发现人才的价值则被严重忽视了。（注：西奥多·W·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 吴珠华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94页。）舒尔茨对高等教育乃至整个教育的经济价值的研究，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可谓前无古人。世界高等教育在六七十年代的大发展，除了经济、政治、文化及人口等因素的影响外，人力资本理论深入人心，无疑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但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后，随着一系列教育问题及其带来的社会问题的出现，人力资本理论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并开始遭到来自多方面的批评。从教育问题方面来看，“文凭病”、“教育过度”（注：亨利·莱文：《高科技、效益、筹资与改革》，曾满超等译，人民日报出版社1995年版，第3～20页。）、“教育浪费”、 “大学毕业生失业”等困扰着不少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尽管教育问题并非完全由教育自身所造成，但这些问题的出现确实给正处于火爆之中的人力资本理论泼下了一盆盆冷水。同时，筛选理论、社会化理论等相继产生，分别从不同方面批评了人力资本理论，人们也开始对教育发展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正相关的观点产生怀疑。大量的调查统计结果表明，在大多数国家，初、中、高三级教育的私人收益率和社会收益率情况是：初等教育大于中等教育；中等教育大于高等教育。这一点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明显（因此这对初、中等教育发展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制定教育发展战略，意义十分重大）。（注：参见王善迈：《教育投入与产出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62～266页。）另有人对近些年来在世界上经济发展比较迅速的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与高等教育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它们的经济发展确实与其教育发展有密切关系，但就各级教育的贡献率而言，一些经济学家通过各种方法计量出来的结果是，高等教育扩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不及基础教育是不争的事实。当代美国教育经济学家亨利·莱文通过对60年代至90年代初美国高科技的发展、就业情况的变化与教育关系的研究发现，科技发展所带来就业变化的实际情况与人们普遍的观点恰好相反，“新增加的就业，大部分不是高科技职业。现时已经应用的高科技，也不需要劳动者具备更尖端的技能。”基于此，他认为，美国教育的发展不能仅仅关注高级尖端技术人员的培养上，而更应当重视“培育良好公民及高效率的通才教育”，尤其是通过提高初、中等教育质量，普遍提高工人的全面素质。（注：美国学者曾满超与亨利·莱文认为“一般来讲，过度教育有三个含义：一是劳动者相对与其受教育程度经济地位下降；二是受过教育者不能实现其对于事业成就的期望；三是工人拥有比其工作要求较高之教育技能”。不论何种情况的过度教育，都会引起种种问题，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同③，第21～44页。）甚至有人否认教育水平与经济水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而且还有人通过国家间经济发展与高等教育发展的比较，批评了认为高等教育发展越快，经济增长率必然越高的观点。80年代初担任国际教育规划研究所所长的米歇尔·德博韦指出，关于教育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这一在60年代被普遍接受的观点，现在已被付诸争议。他还注意到，当时几乎所有国家、所有国际会议，“人们强调的是教育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注：张人杰：《当代世界高等教育社会职能在理论上的重大变化》，《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84年第2期。）还有学者认为，“在20世纪60 年代初期，教育对提高人的生产力的投资价值实际上未受到质疑。……到70年代初，把教育看作是发展的一种灵丹妙药的信念已经进入了被怀疑的时期”。（注：转引自赵中建：《战后印度教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 年版， 第162页。）80年代初以来，世界高等教育虽然仍在持续发展， 但重心已从数量的增长转到质量的提高。这与60年代相比，人们对教育发展的观念显然发生了变化。人力资本理论的影响尤在，但已不及当年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了。 从人力资本理论的遭遇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教育在社会发展中是有作用的，且是很显著的，但它不是最重要，更不是唯一的促进作用。教育（包括高等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是有限度的。换言之，我们既不能否定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也不能把教育看作是万能的。有学者在反思我国教育理论界关于教育功能研究的状况时认为，“我们是否可以说，教育功能研究至今仍徘徊在教育‘应该有’或‘必须有’哪些功能的规范性阶段？或者说仍滞留在教育‘既为社会发展又为人的全面发展而服务’的思辩性阶段？”在“论述教育的正功能时，多半未作应有的限定，即既没有说明教育正功能的释放或发挥必须具备的条件，又没有说明教育正功能有其限度”。进而指出，“教育正功能并不是无限的，而是有一定限度的”。（注：张人杰：《教育与社会变迁的关系的理论之质疑——兼论教育的负功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2年第3期。） 关于人力资本理论遭遇的分析，对我们探讨高等学校职能问题同样具有启发意义，因为对高等学校的社会价值或作用的认识是确定高等学校职能的重要依据，既然教育（包括高等教育）的社会价值或作用是有限的，那么直接体现高等学校的社会价值或作用的高等学校职能，同样是有限的。 二、高等学校职能限度的社会系统分析 把高等学校系统放到社会大系统中来分析其职能的限度，其实质性问题在社会系统的需求与高等学校系统的供给之间的关系上。当高等学校提供的专业人才、知识和服务能满足或基本满足社会的需求时，说明高等学校的职能是适度的或基本适度的。反之，当高等学校提供的专业人才、知识和服务不能满足或超出社会的需求时，说明高等学校的职能不足或过度，都是不符合高等学校职能限度的，应给予调整或限制。 事实上，高等学校职能的限度问题是比较复杂的，因为高等学校的供给对社会需求的满足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它至少有三个维度：量、质和结构。量是指高等学校向社会提供的专业人才、知识和服务在数量上的限度；质是指高等学校所提供的专业人才、知识和服务在质量上是否符合社会的要求；结构是指高等学校所提供的专业人才、知识和服务三者之间及每一方面的内部，在结构或构成上是否符合社会的需求。 （一）高等学校职能的数量限度 关于高等学校职能在数量上的限度，近些年来已为人们普遍关注。人力资本理论受责难的原因之一，就是它诱导了人们过于强调教育上的数量增长，从而带来了“文凭病”、“教育过度”和大学毕业生失业等社会问题的结果。80年代以后的世界高等教育由重数量到重质量的发展趋势，就是对以前发展偏向的纠正。高等学校职能在数量上的限度，在每一种职能上都有具体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