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合组织提出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或简称“知识经济”的概念，描述了知识与经济活动之间新的互动关系。该关系同时赋予了“知识”和“经济”以新含义。本文想首先就“知识”及其话语方式的变换进行讨论。与“知识经济”的话语方式不同，人文学界倾向于与“后现代”概念相关的表达，诸如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化社会”，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以及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等等。尽管所面对的话题相似，但话语方式迥异，并且结论也有很大的出入。如果说前一种话语强调了新的科技革命所带来的社会进步作用和对经济的拉动作用的话，那么后一种话语则突出了革命对现有知识体系所造成的冲击和知识合法性基础的危机。换句话说，前者注重于建设的向度，后者体现了解构的向度。本文引入“后现代”话语的用意正是想引起警觉，在我们兴致勃勃地谈论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时，究竟是否意识到挑战来自何处，以及它的杀伤力有多大？本文认为，新的挑战中，高等教育体制将首当其冲。高等教育在理念、宗旨、学科结构、教学形式上都将被迫作出新的抉择与调整，并需要对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的教育功能作出新的界定。 一、科学与人文知识 “知识”一词源自古代希腊的"episteme"，可以理解为拉丁语中的"scientia"，即某一学科的知识，也可以指现代一般意义上的"knowle-gy"。在近代以前，science并无自然科学的意思，只泛泛表示某种“知”和“学问”。明治初期，日本学者将"science"译为“科学”，他们所借用的是南宋时期的思想家陈亮所用的“科举之学”的说法，缩略为“科学”。在那时，“科学”还有“分科之学”的意思，用以整合近代大学教育体制中的诸如文学、哲学等学科。17世纪欧洲的“科学革命”之后，science就已经开始被直接理解成自然科学，因为自然科学具备严密的论证和精确的计量，在合法性(legitimacy)上有着坚实可靠的基础。即它能通过自身来说明自己的合法性，而毋需其他外在的条件，因此成了一切知识（包括哲学）的楷模。在这样的知识观中，科学性就意味着严密性、确凿性，是知识的有效性（如客观性、普遍性或者真理性）的可靠保证。在这种知识观的影响下，人文学科，尤其是哲学都纷纷仿效自然科学，借用数学的演绎论证方法来建构自己的体系语言，以跻身于严密科学的知识行列。从结果看，这样的努力固然促使一批社会科学学科形成与发展，但另一方面也使得人文学科失去自己特有的表达形式与目标定位。科学知识所形成的这种排他性或自我中心主义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科学主义。 随着启蒙和现代性的分裂，人们渐渐意识到，原先被认为是和谐、默契的科学与人的自由和解放两大目标之间存在着紧张。康德甚至认为，它们不可能放在同一个话语系统中叙述。他认为，人其实生活在两个分离的“世界”中。作为知识的对象，人生活在经验的世界中，受因果必然性的制约。但是作为自由的存在，人则生活在超验的本体界中。两个世界有着两种不同的话语方式。前一种话语是知识论的，讨论真实与否；后一种话语是实践论的，讨论正义与否。两者各自有着自己的标准与规则。康德有句名言：“我们限制科学，是为信仰留出地盘。”其实他的用意不像通常所说的那样是反对科学，而是强调话语方式的差别，同时也表明知识之间没有，也不可能有统一的基础。这样就为19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开辟了想象的空间。按浪漫主义的逻辑，要自由就须抵制科学，同样，要创新就不可能严密，最终也许只能求助于非理性的冲动。 两种现代性的分离不仅出现在哲学中，也表现为诸如专家统治与无政府主义的对立，劳动与文化的对立，知识与道德的对立，科学与伦理的对立中，以及我们现在面临的对自然的榨取与保护的对立，商业与艺术的紧张，等等，这些都可以看成是分裂的现象形态。利奥塔在其著名的《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一书中也坚持把科学与人文知识看作是完全不同类型的话语方式，理由是两者在合理性的基础上大相径庭。如果说科学的话语方式是“论证”，那么人文知识的话语方式就是“叙事”(narrative)。叙事与论证不同，论证具有逻辑的严密性，能使知识的有效性或真理性得到普遍的认同。而叙事说白一点说是“讲故事”，它既不能满足论证的严密性要求，也不能提供可靠的实验数据，以满足在不同的时间、场合均能重复的要求。叙事知识的有效性只限于某个特定的共同体。 与论证的知识相比，叙事的知识表现了若干易于区别的特征。首先，与论证所依据的三段论不同，叙事所凭借的基本上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修辞学方法，诸如隐喻、讥讽、悖谬推论，以及与此相关的论辩方式(argnment)，用以强化对共同体成员的劝导作用和对游戏参与者的规则制约作用。其次，叙事知识的合法性，其条件与基础不在这种知识本身之中，它的有效性还须对叙述者接受者的资质和语境等条件提出要求。在这里资质(competency)的意思不只是能力和素质，而且也包括资格和权能。同样一个历史事件，由儿童和由老人叙述，其可信度是大不相同的；同样一个课题、一篇文章，由学生和由资深教授署名，其效果也大相径庭。接受者对叙事者的资质要求就像银行对担保人的资信要求一样严格。这样，我们就有理由说，叙事知识的有效性，以及其合法性的基础与其说是该知识的内容，不如说是该知识与权力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