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在我国税收教学中一直存在着对某些问题的误解，具体表现在各种税收教材和教师讲授上存在的一些误识。即使许多论著也普遍存在这类错误。这些误识。以讹传讹，人云亦云，不仅对财税专业学生和财税工作者影响很大，而且还影响到财税理论研究。因而，很有必要深入研究，予以廓清，并以期引起财税教育界和学术界的重视。 一、“贡、助、彻”能与“税”划等号吗？ 在阐述税收起源和发展问题时，一些税收教材，论著认为“贡、助、彻”就是古代的“税”，这是一种误识。从古文献资料和地下考古发掘史料看，“贡、助、彻”不能与“税”划等号。 首先，从它们在历史上出现的时序看，“贡、助、彻”在前，“税”在后。有关“贡、助、彻”的记载，见于《孟子·滕文公上》：“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彻者彻也，助者藉也。”虽然历代学者对“贡、助、彻”的见解各异，但有一点则是共通的，即这段文字所指的“贡、助、彻”是夏、商、周三代的田赋制度。具体是夏代为“贡”，商代为“助”，周代为“彻”，征收率“皆什一”。而“税”字在史籍上出现较晚，最早见于《管子·大匡》中关于齐国“案田而税”的记载。 其次，从“贡、助、彻”涵义看，“夏后氏五十而贡”，规定一夫（家）种田五十亩，必须将五亩的产物贡纳给贵族。“殷人七十而助”是指殷商时代“井田制”下，田地划分为九块，一夫（家）授田七十亩为私田，另外八家合耕一块七十亩的公田，此公田收入全部上交国家，即孟子所言“助者藉也”。这实质上是一种徭役地租。“周人百亩而彻”的“彻”，究竟如何理解，孟子说了一句“彻者彻也”，后人很难理解，诸家解释各异。但通常认为周代一夫（家）授田百亩，八家同井，耕则通力而作，收则计亩而分，故称为“彻”（注：《孟子·滕文公上》及朱熹注。）。因为是通力共耕，所以孟子说“虽周亦助也”（注：《孟子·滕文公上》及朱熹注。），是说周代实行的也是“助”的形式。但实际上周代的“彻”与商代的“助”已有很大差别，已经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徭役地租，而是按收获物的十分之一进行征收（注：参见编写组：《中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17页。）。 再次，“贡、助、彻”尚不具有“税”的性质和特征。从以上分析已可看出，“贡、助、彻”分别是夏、商、周各代的田赋制度。“贡”具有鲜明的奴隶制特征，是一种强制性贡纳。“助”是带有徭役地租色彩的缴纳。“彻”是在原“助”法基础上经过改进，与商代的“助”法有很大差别的一种新形式的实物地租。三者都还不具有“税”的性质和特征，再加之夏、商、周三代尚未出现“税”字，所以不能将“贡、助、彻”与“税”划等号。当然，从“税”产生的历史逻辑过程看，“税”萌芽于“贡、助、彻”，是“贡、助、彻”演变发展的高级形式之一（其它还有赋、捐、租等）。但不能以此说“贡、助、彻”就是“税”。 二、“初税亩”是关于“税”的最早记载吗？ 许多税收教材或论著一讲到中国最早的“税”，就说是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鲁国的“初税亩”（ 注：《左传·宣公十五年》。）。而实际上史籍中最早有关“税”的记载是《管子·大匡》中关于齐国“案田而税”的记载：“齐桓公践位十九年，弛关市之征，五十而取一。赋禄以粟，案田而税。二岁而税一，上年升取三，中年升取二，下年升取一。岁饥不税，岁饥弛而税。”这段史料说明齐国在齐桓公十九年（公元前667年）实行“案田而税”，即按照田亩征税（注： “案”通“按”， 依，按照。参见《辞源》（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88 年版，第842页。）。这个记载向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史实： 齐国的“案田而税”比鲁国的“初税亩”早73年。关于这个问题，笔者曾在有关文章中提及过（注：蒋大鸣：《“税收”概念辨析》，《陕西财经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 ）。但遗憾的是，十几年过去了，把“初税亩”当作中国最早的“税”这一说法，仍在税收教材和论著中流传。今再作专述，以期引起重视。 我们把中国最早有关“税”的记载上推了73年，其意义不在于上推多少年，关键是使我们的研究和认识更贴近史实，以推进中华民族文明史的学习和研究，教给学生以真史、信史。笔者也希望财经教育界和学术界同仁，在今后教学和研究中，都能尊重这个史实，不再把鲁国的“初税亩”误认为是中国史籍上最早关于“税”的记载，而应认定为齐国的“案田而税”。当然，如果今后有新的史料被发现，证明还有更早关于“税”的记载，那更是件好事，则愈加证明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之辉煌灿烂，源远流长。 三、列宁给税收概念下过定义吗？ 在许多税收教材和论著中，几乎千篇一律引用列宁的一句话，作为列宁对税收概念下的定义，这句话是“所谓赋税，就是国家不付任何报酬而向居民取得东西”（注：《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75页。）。 细读这句话所在的《列宁全集》原文就可发现这句话并不是列宁对税收概念所下的定义。 这句话是列宁于1921年4月9日在俄共（布）莫斯科市和莫斯科省支部书记及支部负责代表会议上，关于粮食税问题所做的一个报告中讲的一句话。列宁在这篇报告中，主要阐述了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重大意义。列宁在整篇报告中只讲了一个粮食税问题，并没有讲到除粮食税外的其他任何一种税，更没有涉及税收理论问题。主要把粮食税与过去实行的“余粮收集制”进行了比较，讲到粮食税与“余粮收集制”的征收形式是相同的，即都是国家向居民无偿地索取。列宁在这篇报告中重点阐述了他的另一个重要思想，即政府不应当将农民的余粮全部无偿征集以供国家、军队使用；应当采用粮食税制，按一定税率征收；缴粮食税后剩余的粮食，国家可以用工业品同农民交换。他赞同以等价交换的方式向农民换取粮食，认为只有这样才有利于鼓励农民多生产粮食。他认为这才是“唯一正确的制度”。显然，列宁在此并无意对税收概念下定义，何况这句话本身也不是一个命题。1986年第二版《列宁全集》（中文版）已将这句话改为“所谓税收，就是国家向居民无偿地索取。”（注：《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0 页。）这一改动，使我们愈加坚信这句话不是列宁对税收概念下的定义，只是提到税收的强制性，无偿性。即使从俄文版《列宁全集》看，这句话也不是一个定义（注：《列宁全集》（俄文版）第43卷，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1963年版，第147页。）。 因而将列宁的这句话当作税收的定义，甚至说这是列宁对税收概念下的“一个完整、确切的定义”，未免有些牵强。当然，如果在教材、论著或教学中引用这句话（注：笔者在此建议财税学界今后应引用1986年版《列宁全集》新译文为宜。），说明列宁对税收的看法，这对于阐述问题和丰富教学内容，会有所帮助，但万不可想当然地说这句话就是列宁对税收概念下的定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