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文提出的基本观点 “象牙塔”是一个“舶来”的词汇，英文是Ivory Tower。 查阅《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发现其中只有“象牙”辞条而没有“象牙塔”辞条，但我们还是可以对此作点文化学意义的解释。“塔”具有宗教性和神秘性的文化内涵，而“象牙”则象征着洁白、高贵、神圣、坚韧等品性。显然，象牙塔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象征”。 一般地说，在国人对这个词汇的通俗应用里，“象牙塔”已演变成了一个专门的“批评性”用语，其“积极”的褒义成分被消解，而转变成了一个贬义词汇。它特别与知识分子的所谓“臭德性”，诸如清高、傲世、空谈、自娱自乐、无视民众、不食人间烟火、理论脱离实际等相联系。似乎象牙塔是最适合这些秉性滋长的摇篮。象牙塔总是成为人们当然的批判对象、改造对象，甚至成为诋毁对象、打倒对象。那么，沿着这条思路去考虑我们高等教育改革的问题则会认为：若要使当代的高等教育发展走上“光明之路”（Bright Path）， 其改革主题便理所当然的是如何从象牙塔中“突围”出来。“走出象牙塔”便成了我们时代的一条最基本的原则。试问，走出象牙塔，是否就意味着要么让它成为永远的“纪念碑”，要么就彻底对它予以捣毁？我们能否用发展的、全面的、辩证的、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来看待今日象牙塔之命运和价值？本文着力阐述的基本观点是：走出象牙塔并不意味着就是放弃象牙塔的精神实质，象牙塔的精神理念依然是当代高等教育的核心和灵魂所在。从一定意义上说，走出象牙塔的过程，不是象牙塔消亡的过程，而是象牙塔精神在更为广阔的空间发生影响、实现其价值的过程，“走出”非但不在于“放弃”而在于更好的“护卫”，并更有效地实现其价值。“护卫”与“走出”共同构成我们时代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命运。 二、“象牙塔”的来源、精神实质及其存在的根据 在我国近代，如何实现由传统到“近代化”的转换，一直是主要的论题，“体”“用”之争就是其集中表现。作为主导思想的“中体西用”反映在社会发展的许多方面。中国近代大学始于京师同文馆，而同文馆就是典型的“中体西用”的产物，它有近代意义大学之“表”（满足于“西用”而已）却无近代意义大学之“实”（依然“中体”是也）。作为近代大学传统之核心的“象牙塔”精神之“植入”，到蔡元培领导的北大改革始，在相当意义说，蔡元培及其之后一段时期的北大在大学“精神”上实现了由传统到近代化的转换。虽然在这之后的北大历经百年沧桑，但是，蔡先生倡导的北大精神却依然放出耀眼光芒。蔡先生在经过了“洪堡精神”的沐浴之后，立足“科学”“理性”救国的信仰，力图将北大办成“最高文化中心”。其“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大学是包容各种学问的机关”的大学理想，推崇“思想自由”“学术自由”之壮举，关于“大学”与“高等专门学校”之区分——“专门学校是造成人才，应社会之需要；大学则以研究高深学术满足智识欲为目的”[1]的卓见，注重文理结合，强调个性原则， 建立教授治校体制等等都比较全面地体现了“德国式”的象牙塔精神。然而，历史表明：这种来自于西方文化的大学象牙塔精神一经植入，就很快并且长期受到传统文化及社会现实的极大误解和强大挤压。要理解象牙塔的精神实质与价值就不能仅仅囿于习惯性的、流行的、时尚的诠释，我们要通过对象牙塔的存在根据之寻找及在变化着的现代高等教育中的命运之探讨，在此基础上，来“反思”象牙塔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历史命运，目的是为了重新确立象牙塔在我国现代高等教育系统中的恰当地位和价值，对高等教育改革中的某些迷茫现象进行一定程度的思想清理。 那么，象牙塔的精神实质是什么？概括地说，就是秉承于古希腊“知识即目的”的理性追求和中世纪的宗教信仰，把研究“高深学问”视为一种崇高的生活方式，作为一种职业，恪守“为科学而科学”、“为学术而学术”、“为艺术而艺术”、“为真理而真理”的价值准则，崇尚“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 ）、 “学术自治”（AcademicAutonomy）、“学术中立”（Academic Neutrality ）的“学者人格”，自觉维护大学作为“社会良心”之神圣殿堂的不屈精神。象牙塔的存在基石便由这“理性——科学”和“神性——信仰”来共同构筑。可见，象牙塔的精神实质体现了西方文化的重要精髓，是古希腊精神的旷世回响。亚里斯多德在其《形而上学》中就谈到，希腊人“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蠢，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2] 马克斯·韦伯在专门阐述作为职业的学术问题时也强调“从事学术的人就只能侍奉雅典娜（智慧女神）为神明”，“在科学的领域里，唯有那种纯粹献身于身边工作的人，才有‘人格’”，“唯有发自内心献身于科学，才能把学者升华到他所献身的职业具有高贵和尊严的地位”，“使一个人成为卓越学者和学院导师的那些品质，并非是使他在实际生活方面或者特定的政治方面成为领袖的那些品质”。[3] 爱因斯坦同样深信“科学是为科学而存在”的，他的全部探索动机在于“从思想上掌握在个人以外的世界”。[4]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为什么需要这种理念以及建构适合这种理念生存与发展的象牙塔？这具有人类文化发展和进化的必然性。人是“文化动物”，而文化尽管在发生学意义上看是人类求生存的一种手段和进化标志，但文化本身要发展，它就有着一种内驱力，即极力要使自己从纯粹的手段上升为自在的目的。因此这就产生了文化的双重功用：外在的社会性和内在的学术性。比较起整个社会大系统，文化这一子系统的存在，仅仅在作为手段服从整个民族或人类生存发展的需求时才显得有意义。然而，从另一个层面上说，文化这一子系统也有着它自身的子目标和相对独立的存在价值，它有着任何系统所必具的自调性、自律性特征，它本身是一个系统闭合，依循其内在的规律实现其自我调节和功能转换。“唯有当手段本身升华为目的，它才能最有效地发挥其手段之功能”，那么，为了维持人类的生存和社会的进步，文化的或学术的发展就必须摆脱狭隘的实用藩篱，通过追求自身的合理性和完善性去实现最大的“外在的社会性”。这就意味着学术必有其相对独立的“运行”规则，我们可以称之为学术的“生态原则”。学术生态得以繁荣的原则是其它社会组织的生态发展原则所不能替代，也是其它社会组织要给予尊重的。在象牙塔里，人们崇尚理性甚于崇尚金钱，关心人类的根本利益甚于关心眼前利益，关注永恒甚于关注时尚，相对远离实际生活而沉溺于沉思生活，维护理性之清明和良心之纯洁是其人生追求的境界。正因为有了这些精神品质，才使得大学成为“以理智为基石的国家的神殿”。艾伦·布鲁姆甚至肯定地说：“如果没有大学，所有理性生活的美好结果都会跌回原始泥泞中，永远不能脱身”。[5] 近现代大学作为“真、善、美的保护人”，作为“社会的超自然机构”，作为“新思想的源泉、倡导者、推动者和交流中心”，它甚至被称为是“一种世俗化的教会”。如果把高等教育视为一种“超级文化”，那么大学便是这种超级文化的教会，“在政府和实业界的道德标准都降低到从未有过的水平的时候，大学必须发挥新领导的作用”，[6]布鲁贝克强调说。 然而在中世纪以来的任何时代，坚持象牙塔精神、维护她的基本准则从来都是经受着挑战和考验的，即便在美国这样所谓民主和发达的国家里也同样不能幸免于难。当商业气息像滚滚浓烟一般笼罩大学，80年代美国学院的教师忽然发现自己正在面对一大群知识贫乏、没有教养、没有丝毫知识分子味道的学生时，有识之士不得不大声呐喊：“有必要在我们中间建立一所不那么通俗的大学，求真理甚于求怜悯，能够抗拒强硬的要求和种种诱惑，能够免受势利熏染而坚持它自己的标准”，“大学必须抗拒那种事事为社会服务的倾向；作为众多利益集团中的一个，大学必须随时警惕自己的利益由于人们要求它更加实用、更为适应现实、更受大众喜爱而受到损害”[7]。看来， 在这难于免俗和脱俗甚至要“媚俗”的时代里，维护象牙塔的精神与气质依然是西方高等教育中知识分子的沉重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