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究竟有何世界意义，国内谈论不多，这还不完全是出于自谦，实实在在，的确是研究不够，没有作过深入细致的工作。最先关注这一问题的，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李约瑟博士，他用了整整半个世纪，潜心研究中国古代的科技遗产，当他在这条艰难的道路上走了很长一段路程之后，兴奋地告诉世人：“一个多么光彩夺目的宝库逐渐打开了！”他写了一部前所未有的《中国科学技术史》，长达2000万言， 计划出7卷34部，现已出版了15部。他在《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一书的英文版序言中写道：“中国文献清楚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又一个不平凡的发明和发现，考古证据或绘画实物证实中国的发明与发现比欧洲的或照搬采用的发明与发现一般往往领先很长一段时间。无论是二项式系数排列，还是旋转运动与直线运动相互转移的方法，或是第一台时钟中的擒纵装置，或韧性铸铁犁铧，或地植物学与土壤学的开创，或皮肤与内脏的关系，或天花痘苗接种的发现——不管你探究哪一项，中国总是一个接一个地居世界第一。”他又说：“当然，带有沙文主义思想的西方人总是试图将欧洲所受的古代和中世纪中国的影响缩小，但确凿的证据往往令人非相信不可。”（注：（美）罗伯特·K·G·坦普尔《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英文版序，21世纪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李约瑟博士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学者，他以公正的眼光和深邃的思想，系统、全面地总结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光辉成就，充分肯定了中国古老文明对于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在东西方两大文明体系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引起我们许多的思考。 李约瑟博士孜孜不倦、卓有成效的工作，揭示了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至少在文艺复兴以前，中国的科学技术在世界上遥遥领先。”然而，他所关注的问题，恰好是我们忽视的问题。以往的研究，常常把中国文化局限在一个狭窄的圈子内，偏重于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即使提到科技，也只是大而化之地说一通，没有解决任何实质性的问题。对于中国古代科技，历来毁誉不一，或以“中国有四大发明”自诩，或以“中国古代无科技”相谤，各执一端，未能公允评价。中国人对自己祖先的发明创造，不甚了解，这一点似乎已被外国人察觉。美国记者罗伯特·坦普尔在《西方受惠于中国》一文中写道：“迄今为止尚未披露的最大历史秘密之一是，我们所生活的‘近代世界’原来是中国和西方成分的极好结合。‘近代世界’赖以建立的种种基本发明和发现，可能有一半以上源于中国，然而却鲜为人知。这是为什么呢？中国人自己也和西方人一样不了解这一事实。从公元17世纪起，中国人对欧洲的技术专长越来越迷惑不解，有很长一段时间反而遗忘了自己的成就。当耶稣会士向中国人展示机械钟时，他们竟然感到敬畏。中国人忘记了，首先发明机械钟的正是他们自己。”他接着写道：“中国人和西方人一样会惊讶地看到，近代农业、近代航运、近代石油工业、近代天文台、近代音乐，还有十进制数学、纸币、雨伞、钓鱼竿上的绕线轮、独轮车、多级火箭、枪炮、水下鱼雷、毒气、降落伞、热气球、载人飞行、白兰地、威士忌、象棋、印象术，甚至蒸气机的基本结构，全部源于中国。”他说了这一番话之后，提出了“为什么我们还不知道这些重大和明显的事情的真相”的疑问，他的答案是：“主要原因确实是因为中国人自己没注意到这些。如果做出这些发明和发现的主人自己都不再要求得到发明和发现权，如果连他们自己对这些发明和发现的记忆都淡漠了，那么这些文明和发现的遗产继承人何苦还要替他们去争回丢失了的权利呢？”（注：载（美）罗伯特·K·G·坦普尔《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21世纪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读到这里，笔者感到羞愧难言，无地自容。 罗伯特·坦普尔受到李约瑟博士的启发，从《中国科技史》和其他科技遗产中，选出了在时间上或科学内容上中国居世界第一的100 个事例，以通俗易懂、图文并茂的形式，写成了一部《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在中国出版之后，又将书名译作《中国的一百个世界第一》。全书分为11个栏目；农业方面列举了铁犁等5项， 天文学和制图学列举了对太阳黑子现象的认识等5项，工程技术列举了铸铁、 蒸气机的原理、第一台控制机等18项，家庭用品和工业技术列举了纸、印刷术、纸币、瓷器等21项，医学和卫生列举了血液循环、糖尿病等7项， 数学列举了零的位置、圆周率π的精确值等8项，磁学列举了最早的指南针等4项，物理学列举了地动仪等7项，运输和探索列举了风筝、 陆地航运等13项，声音和音乐列举了大定音钟等5项，战争方面列举了火药、 火箭和多级火箭等8项。他所提到的这100个世界第一，有的固然是家喻户晓的，如造纸、印刷术、指南针、火药，但它们对开启近代世界文明的意义就未必为人们充分认识。可是，有的向来并不被人们看成重大的发明与发现，例如：风筝、马蹬、独轮车、纸牌等等而作者独具慧眼，道出了一番新意，由此给我们许多启发。 不过，从文化的传播来看，最先影响世界文明的恐怕还不是科学技术，而是物质。因为在语言、文字隔绝的情况下，那些精美而实用的东西首先引起外国人的极大兴趣，犹如外来的宝物使中国人感到稀罕一样，中国的丝绸行销世界而使人们关注中国，从而成为驱动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契机。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蚕丝的国家，“蚕神献丝”与“嫘祖养蚕”的传说很早就广为流传。岂止是传说，考古资料一再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有了丝绸，在西安半坡村遗址中发现了一件保留纱罗印迹的陶碗，在山西夏县西阴村灰土岭发现了一个被刀切割的蚕茧，在浙江吴兴钱山漾发现用竹筐盛着的丝绢残片和人字纹丝带，在江苏梅堰发现有蚕纹装饰的黑陶。到了殷周时期，蚕桑已盛，故《诗经》中每有反映，例如：《豳风·七月》有云：“春曰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小雅·巷柏》云：“萋兮裴兮，成是贝锦。”《秦风·终南》云：“锦衣狐裘”，还有人们熟知的“氓之蚩蚩，抱布贸丝”。春秋以降，“齐纨鲁缟”颇负盛名。乃至两汉，有绢、绮、菱纹罗、起绒锦、方孔纱、经锦、冰纨，官府在长安设有“东织室”和“西织室”，在陈留郡和齐郡设有“三服室”，四川的“蜀锦”也很驰名。张骞通西域以后，中国的丝绸西传天山南北路，再传至中亚的大宛（今乌兹别克）、安息（今伊朗）、条支（今伊拉克）、大秦（罗马帝国）及身毒（印度），然后辗转传到欧洲。当时，可能是丝绸中以绮为极品，西亚各国和印度都称中国为“产绮之国”。古希腊人称中国为“赛利斯”（Seres），意思也是“产丝之国”，据说， 最早提到“赛利斯”的是公元前416～394年在波斯宫廷充当医师的希腊人泰西阿斯。公元一世纪，罗马作家普林尼在《博物志》中作了描述：赛利斯国以树林中盛产细丝而闻名，丝是灰色的，悬垂于树上，赛利斯人把它采集后，放在水中浸湿，由妇女加以梳理，再精织成美丽的绮。看得出来，他们当时对丝绸的生产是不了解的，相信丝长在树上，然而，正是这种神秘感把他们吸引到中国来。公元六世纪，在西方文献中已有关于丝绸西传的记录，米勒《希腊文历史片断》载：“在查士丁尼统治期间，某一位波斯人向拜占庭人指出了孵化蚕虫的办法。在此之前的任何一名拜占庭人都不懂这种作法。这名波斯人自赛利斯人中返回，把这些蚕卵藏在了其手仗的空心中并成功地将之平安无恙地携往拜占庭。开春时，他将蚕卵放在桑叶上，桑叶形成了它们的自然食物。蚕虫诞生，长生并完成了其全部工序。后来，当查士丁尼向突阙人出示拜占庭出产的蚕虫和丝绸时，突阙人对此表现得惊呆了。“科斯马斯·因迪科普莱斯特《基督教国家风土记》载：“本处所说的地区完全位于左侧（东方），以至于使大捆的丝绸在相继经过位于大地内陆的许多民族之手以后便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到达波斯帝国。因为把泰尼扎与波斯分开的道路经陆路要比海路短得多，所以才有许多丝绸存在波斯。”由于中国向来以“农桑为立国之本”，丝绸在世界上占有绝对优势，而丝绸光洁柔软、富有弹性，穿在身上轻凉透明、异常华美，因而成为世界各国人民梦寐以求的稀世之物，于是争相运销，形成了陆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牵动了欧、亚、非许多国家，把它们卷入了国际贸易的市场，把它们带入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网络，于是，陆路和海运渐次开通，人口流动、风气互通、宗教传播都随之而来，仅此一端，对世界文明就起了巨大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