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终结 冷战出现在“二战”结束以后，它以东西方为势不两立的两大阵营，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为不可调和的两种意识形态，并以这两种意识形态你死我活的冲突为中心，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和军事上相互遏制和对抗，形成了长达数十年的全面对峙格局。这种对峙格局直到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各国风云突变，接连爆发意识形态危机而引起社会震荡和制度更迭，华沙条约国组织自行解体，才正式宣告终结。 冷战终结以后，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东西方的意识形态冲突明显让位于国际性的经济实力竞争和文化较量，一体化或“全球化”与区域化或民族化的趋势并存，民族主义和宗教问题变得空前突出。 中国社会的结构性转换并非始于冷战终结以后，而是始于80年代中期，当时流行的一句老话叫“农村包围城市”，意思是说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移到了城市。这次转移非同一般，改革面的扩大倒还在其次。把改革从经济的层面推进到政治和文化的层面才是关键所在。中国社会随之开始快速分层，发生整体的结构性转移。不过，80年代后期的改革顾忌还太多，胆量还不够大，还缺乏应有的力度和跨度。提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市场调节为辅也好，提计划经济指导下的市场经济也好，提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相结合也好，都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羞羞答答的。怕什么呢？怕遭到姓“资”的指责，怕丢了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所以还不敢放开手脚搞市场经济。放开手脚搞市场经济是在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形势的突变，市场经济在理论上的彻底合法化和权能化，市场经济取向的目标模式的确立，促使改革迈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改革的一大成果是催生了一个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享有相对独立权利、初步呈现活力的市民社会。任何权利都是有条件、有边界的，没有任何条件、任何边界的权利从来就是不存在的，中国的市民社会也不例外，也无缘获取和囊括绝对独立的特权。其特殊性仅仅在于，它是从“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中分化出来的，必须承受旧有体制的重压，接受新型社会结构的考验，在新旧两种体制的夹击中谋求生存和发展。也就是说，它还不可能“天马行空”，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但是，历史地看，这种市民社会毕竟是一个新的社会空间，有其新颖独立的一面，并不缺少一般市民社会必备的属性。它的所有制不再是公有制，而是以财产私有为内核的多种所有制。市民不再是从属于“单位”的“政治动物”，不再可能被人贴上五花八门的政治标签，而是以“物性”或商品形式存在的一种“经济人”，它的人际关系不再是纯粹的政治—伦理关系，不必再服从基于集权需要的各种交往规则和伦理规范，而是以个体为基础单位、以契约为轴心形成的交换关系。它的价值衡定标准不再是无价的“忠诚”之类的政治—伦理标准，而是以赤裸裸的金钱为唯一价值尺度的经济标准。它的基本动力不再是战无不胜的“精神原子弹”，而是无处不在的追逐最大经济利益的强烈欲望。它的目的不再是为了实现某种“乌托邦”的梦想，而是为了最大限度的获利。 三分天下 冷战以后的文化犹如“乱花渐欲迷人眼”，其形态显得相当复杂。一方面是渴望“走向世界”、实现“现代化”，一方面是渴望复兴民族文化、实现“民族化”；一方面是文化启蒙思潮余波未平，“现代性冲动”持续不断，一方面是新保守主义思潮乘机泛起，批判“五四”激进主义，质疑启蒙理性，否定“现代性”；一方面是迎合“全球化”的大潮，谋求“国际对话”，一方面是重新抬出东方文明优越论的法宝，重弹“中体西用说”的老调；一方面是依靠从海外舶来的“后学”理论证实中国文化的特殊性，鼓吹“第三世界文化”，推行“母语写作”或“汉语写作”，一方面是仰仗老祖宗的经典理论证实中国文化的普遍适用性，试图“创造性地转化”传统文化……新旧掺合、中西杂糅、多极多向，清理起来十分困难，以致于有人用“灰暗”、“无名”这样的字眼来形容、说明这种混沌不明的状态。 有困难不等于不能清理，回避和搪塞都是不负责任的。完全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入手，采用多种办法进行清理。我的做法是，着眼于冷战以后的文化走势，关注新的文化现象，分析不同走向的文化，勾画文化的基本图景。 好几年前我就意识到并提出，就“大趋势”而言，冷战以后的文化是国家意识形态文化、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三分天下”。这三种文化分别侧重权力、物质和精神，分别追求社会稳定、市场繁荣和自我实现，各有自己的秉性、运作方式和适用区域。道不同则难以相谋，因而总难免出现并存中的对立、互渗中的对抗。这种文化格局和在这种文化格局中出现的新情况在以前是不曾有过的。 不管前几年意识形态终结论在思想文化论坛上如何盛行，人们终将发现，在“三分天下”的文化格局中，国家意识形态文化仍然具有无可争议的权威性，居于主控地位，是主流文化。这种主流文化一如既往，生产机制和传播方式等都未发生任何本质变化，仍由政权控制，其核心原则是政治功利主义，能够自上而下地组织规模宏大的知识生产和知识教育。这是我们感同身受过的，印象很深。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则是新起的文化，带有新鲜气息，尤其值得探讨。 大众文化是工业时代市民社会的特产。它既不同于以往人所共知的所谓工农兵文化，也不同于与官方文化（official culture）相对的民间文化（folk culture）和与高雅文化（high culture）相对的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 工农兵文化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个特定的政治概念，与我所说的大众文化（mass culture）没有什么关系。民间文化属于农业时代，通俗文化古今通用，都与我所理解的大众文化不是一回事。我所理解的大众文化是从市民社会中孕育脱胎出来、在文化市场中成长壮大起来的一种市民文化。这种市民文化必须同时具备三项条件：大批量生产复制、大众传媒广泛传播、广大受众共同分享。这三项条件中的任何一项，在工业革命来临以前都是不可想象的。当然，大众文化与通俗文化在一般情况下是可以互换的，这是因为，工业时代的通俗文化通常都能同时满足大众文化的三项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