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后期，随着后结构主义理论大潮在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界的衰落，作为战后西方文化思想界和文学艺术界人们谈论最多的一个热门话题的后现代主义也逐渐大势已去。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崛起曾迅速地占领过批评理论的鳌头，但很快便显示出衰落的迹象。进入90年代初以来，西方文化界和文论界出现了一股声势浩大的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的浪潮，把后现代时期的一切边缘话语统统纳入其保护伞之下，这尤其对传统的英语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致使一些学者惊呼，在这股文化研究大潮面前，传统意义上的比较文学研究究竟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和价值？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及其经典的价值是否受到了怀疑？而另一些观念较为开放并致力于扩大研究视野的学者则对之持一种宽容的态度，并主张将基于传统观念之上的狭窄的文学研究置于广阔的文化研究语境之下，并且把目光移向西方世界以外的地区，通过与那里的学者的直接接触，达到东西方文化学术交流和对话的目的。显然，对之抱担心的态度，或厌恶的态度，或欢迎的态度，都从某个方面反映了一个客观的事实：文化研究已经占领了学术研究的中心地带，并在近几年内有了长足的发展，它已成为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理论现象，因此对之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本文正是继续笔者以往的研究，探讨90年代后期以来文化研究在西方学术理论界的最新发展以及一些相关的理论课题。 一、文化研究的历史及现状 我们一般很容易将文化批评（cultural criticism）和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相提并论，这当然不足为奇，因为当今的不少欧美学者（尤其是反对文化研究者）都在这样做。但仔细追溯其各自的历史作用和当代形态，我们就不难发现，这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其界定也迥然相异：前者主要指涉对文学的文化视角的批评和研究，这种批评模式早在19世纪后期的马修·阿诺德那里就已有之，只是在本世纪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由于语言学和形式主义批评占主导地位而被“边缘化”了，而在本世纪后半叶文学批评走出形式主义囚笼的呼声日益高涨时又重新得到了强调；后者的范围则大大超出了文学研究的领地，进入到了对人类一切精神文化现象的考察研究之境地，甚至以往被具有鲜明的精英意识的文学研究者所不屑的那些“亚文化”以及消费文化和大众传播媒介都被囊括了进来。在文化研究的大潮之下，文学研究被束之高阁，并且被限定在一个极其狭窄的圈子里。因而难免有精英意识较强的学者惊叹，文学研究有可能被淹没在文化研究的汪洋大海之中。 既然是一种边缘话语，并且有着鲜明的“非精英”意识和批判精神，那么，文化研究的“非边缘化”、“非领地化”和“消解中心”的特征便是十分明显的。学者们一般认为，文化研究包括这样几个方面：以研究后殖民写作／话语为主的种族研究，其中涉及赛义德的“东方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批判，斯皮瓦克的第三世界批评和巴巴的对殖民话语的戏拟和混杂；以研究女性批评和写作话语为主的性别研究，这在当今时代主要涉及女性批评话语的建构和女性同性恋研究；以指向东方和第三世界政治、经济、历史等多学科和多领域综合考察为主的区域研究，如当前十分诱惑人的课题就包括“亚太地区研究”和“太平洋世纪研究”等。此外还应当加上考究影视传媒生产和消费的大众传媒研究，尤其当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文化研究的传媒特征越来越明显，它几乎与传媒现象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而与文学研究的距离则越来越远。这也许正是文学研究者对文化研究抱恐惧甚至反感态度的部分原因。 文化研究虽在当今时代的英语世界声势浩大，但在较为保守的欧洲学术界却颇遭非议，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正如有些介入文化研究的学者所承认的那样，“它并非一门学科，而且它本身并没有一个界定明确的方法论，也没有一个界线清晰的研究领地。文化研究自然是对文化的研究，或者更为具体地说是对当代文化的研究”。（Simon During:Cultural Studies Reader,1st ed,1 ～2,London and New york,Rouledge,1993.）这里所说的文化研究已经与其本来的宽泛含义有了差别，对于当今的文化研究者来说，“‘文化’并不是那种被认为具着超越时空界线的永恒价值的‘高雅文化’的缩略词”，（同上书，第1～2页。）而是那些在现代主义的精英意识占统治地位时被当作“不登大雅之堂”的通俗文化或亚文学文类或甚至大众传播媒介。这说明，文化研究的主要方法和理论基本上从后现代主义理论那里借鉴而来，并应用于更为宽泛的范围和更为广阔的疆域，它同时在西方帝国的中心话语地带——英美和原先的殖民地或称现在的后殖民地——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发挥作用。 从历史的发展线索来追溯，我们不难发现，早先的文化研究出现于50年代的英国学术界，其立论基点是文学，以理查德·霍加特的专著《有文化的用处》（The Uses of Literacy）和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1780—1950年》（Culture and Society:1780－1950）为标志：前者作为一本个人色彩较为强烈的专著，通过作者自身的经历，描述了战后英国工人阶级生活的变化，作者试图表明这些变化是如何影响个人的整体生活方式的，在他看来，文化作为一个重要的范畴，有助于人们认识到一种生活实践（如阅读）不可能从诸多生活实践（如体力劳动、性要求、家庭生活等）组成的大网中摆脱出来；后者则批判了文化与社会的分离以及“高雅文化”与“作为一种整体生活方式的文化”的分离带来的直接后果。因此早期的文化研究有着这样两个特征：其一是强调“主体性”，也即研究与个人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化现象，从而打破了传统的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和客观主义之模式；其二则是一种“介入性的分析形式”，其特征是致力于对各种文化现象的批判性分析。这两个特征奠定了当代文化研究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