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化比较是现代新儒家的共同兴趣。新儒家对中国儒学传统的高扬，主要是通过将儒学传统与西方文化相比较而进行的。其对西方文化的看法，大致如下：（1）重科学，轻人生；重物质文明，轻精神文明； （2）心物对峙，天人为二；（3）西方文化如今已走到发展的尽头，且无法自救，只有靠中国的儒学思想去超拔。 不能不说，在对西方文化的批评方面，新儒家在很多问题上的看法是精彩的。面对欧风美雨对国人灵魂的涤荡，回首民族百年行迹的歪歪扭扭，比起一般的文化人来，新儒家似乎多一份广义上的宗教情怀，多一份悲天悯人的救世宏愿，富有极灿烂的伦理美，也是文化人所应有的品格。明乎此，我们才说新儒家诸贤都具有仰之弥高的文化品格。而牟钟鉴先生则从另一方面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新儒家是中国现代思潮中，最早起来纠正“五四”主流派反传统太过的偏失的。“五四”西化派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有三点不足：其一，对儒学批判有太多的政治化情绪化成分，喜作漫画式的挖苦，其中不乏精彩动人之笔和震憾心灵的时候，但没有坚实的学术根基，不能算作系统科学的总结，其主要目标是揭露它、打倒它，而不是说明它、转化它。配合革命运动有余，推动文化更新不足；其二，忽视了儒学的复杂性，多重性，只看到它的时代性、贵族性、正统性，看不到它的普遍性、平民性、批判性，只看到它的糟粕和扭曲形态，看不到它的精华和内在生命，把传统文化都归结为“封建主义”，必欲铲除而后快，甚至要取消文字，有严重的文化虚无主义倾向；其三，长于破坏，短于建树。西化派的缺点被当时新文化运动的正义、热情、民主、科学等美好事物所掩盖，继而被后继者所膨胀，挟其主流派思想而横行天下，很少有人能清醒认识并加以纠正。于是，反传统反儒学同反封建几乎同义，遂成为一面旗帜，进而青年以聚集其下为荣。文化上的“左”同政治上的“左”一样不容易纠正，在中国近代史上比较有市场，稳健的改良派不吃香，容易受到孤立，这大概与中国守旧势力太强大不愿妥协，新与旧的两军对垒不能不分明、战斗不得不激烈有密切关系。 二 新儒家诸贤无不以饱学深思称誉文化界。他们既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对西学也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但同时，他们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由于心的砝码全压在中国传统文化这一边，所以又不可避免地走向极端。他们眼里的西方文化，负面多于正面，消极意义多于积极意义，特别是对本世纪的西方文化，看法尤欠公允。 那么，作为一种自成体系的西方文化是否就象新儒家描述的那样呢？本文拟从两方面谈起： （一）道德理性与西方人文主义传统 在新儒家看来，西方人重科学理性，中国人更重道德理性。这种看法并非全无根据。偏颇之处是，他们很少把握到科学理性与人生之关系，亦忽视了西方人的另一方面成就，即在强调科学理性的同时，不忘人生意义的提携。在这一方面，成中英先生的看法就公允得多。他认为：“任何一个物质文明的创造都有其精神力量作后盾，作为原动力。如果一个国家要维护其高度的物质文化，就不能不维持其对价值的意识，以及其统合过去和未来的一贯的思想能力。”（注：成中英：《世纪之交的抉择——论中西哲学的会通与融合》第84页，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 在西方历史上，第一位注重人的地位与价值的思想家是普罗塔戈拉。他的命题“人是万物的尺度”可以视为西方人的学问由自然知识转为人的知识与自然知识并重的宣言。普罗塔戈拉虽然标出有关人的学问的价值，但对其阐述却是零散的，无思想系统。真正完成由自然知识转为人的知识与自然知识并重的，是在希腊哲学史上圣贤般的哲人苏格拉底。在苏格拉底的哲学里，自然的“理念”，根源不在自然本身，而在于人的理性，或曰人的德性。因为他认为，这世界既不是物理世界，也不是数学世界，而是伦理世界即人的世界，善的世界。正是在这一基本的哲学立场上，苏格拉底提出了“美德即知识”的命题。其核心内容是知行合一。需要明了的是，苏格拉底所指的“知识”，不是自然知识，而是作为一种对人的理性自我认识的道德意识，是一个实践意义上的概念。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思想直接为柏拉图所继承。在柏拉图的哲学里，道德问题为主要内容。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之后，道德哲学作为人们所关心的一门重要学问，在希腊罗马、仍作为哲学思想的主流为哲人们所注重，尤为伊壁鸠鲁学派、斯多葛派所注重。虽然他们没有中国儒家的“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但在追求心物平衡方面，却又与儒家那种“退则独善其身”的旨趣相合。 古希腊罗马的道德哲学是西方近代伦理学的理论来源。尽管文艺复兴时期以后，科学理性充分发展起来，但人的问题仍是西方哲学家所注重的。尤其是叔本华开其端绪的现代西方哲学，掀起了一股强大的反科学主义的思潮。像生命哲学、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都主张从生命的本源处提携人的生命价值。应当注意的是，新儒学的文化哲学，许多都是直接来源于西方人的思想，或者受西方人文主义的启发，或者直接用西方哲学来重新梳理中国儒学的义理，怎能说西方人缺乏道德理性和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人文主义精神，需要新儒学的点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