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体西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简称，是对“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是洋务派的理论核心和指导思想。 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摧毁了天朝帝国的陈旧壁垒，年青的西方文化以波涛汹涌之势冲击着古老的中国文化。高势能的资产阶级文化同低势能的封建文化展开了殊死搏斗。“中体西用”正是这场交锋的天然产儿。虽然先天不足的二重性使它仅仅存在了三十多年便英年早逝了，但作为在中西文化矛盾冲突中的一种重要的回应方式，这种观念却阴魂不散地流行了一百多年，至今仍影响着海峡两岸一些中国人的思想。因此，分析“中体西用”的二重性，不仅具有认清其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占地位的历史意义，更具有坚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信心的现实意义。 （一）“中体西用”命题本身的二重性 “中体西用”二重性首先就在于此命题本身就是违反逻辑的。众所周知，“体””、“用”是中国哲学特有的一对范畴。这对范畴的提出，是魏晋玄学的伟大建树。在中国哲学史上，王弼率先明确提出了这对范畴，他说：“虽贵以无为用，不能舍无以为体也。”（注：《老子注》。）自魏晋玄学起，就主张“体用一源”、“体用不二”。朱熹和王夫之是最善言体用的两位哲学大师。王夫之说：“天下无无用之体，无无体之用。”（注：《读四书大全说》。）他进一步举例论证道：“无车何乘？无器何贮？故曰体以致用。不贮非器，不乘非车，故曰用以备体。”（注：《周易外传》卷五。）朱熹也说：“如这身是体，目视、耳听、手足运动处便是用。如这手是体，指之运动提掇处便是用。”（注：《朱子语类》卷六。）可见，体、用是就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来说的，“体”指主体、本体或实体，“用”指作用、功用或用处，体、用密不可分——这就是体、用传统的最基本的内涵。 如果将中学、西学各看作一个实体，那么中学、西学各有其体、用，不存在“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之说。后来有人批评“中体西用”是“体用两橛”可谓击中了要害。维新派严复对此命题的二重性作了辛辣的讽刺和批评，他说：“‘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亡。”（注：《严复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58—559页。）也就是说，“中体西用”违背了体、用是一物的两个方面的中国传统的体用论的基本原则，将“中体”、“西用”毫不相干的方面生拉硬拽在一起，如同“牛体马用”一样，是一个学理不通的荒谬性的二重性命题。 （二）“中体西用”思想的二重性 “中体西用”不仅在形式上是个二重性命题，而且在内容上是一种二重性的思想。 在中国近代，“中体西用”者对待中西文化矛盾冲突持一种形而上学的折衷调和态度。它代表了在中西文化冲突中力图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本体或主导地位，并以此为基础来会通西学，以期中西合璧的一种努力。这就必然表现出其思想上的二重性：一方面要引进“西学”，一方面要固守“中体”。冯桂芬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薛福成1879年在《筹洋刍议》中阐述了“取西人器数之数，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的思想。郑观应于19世纪80年代在《盛世危言》中也主张“中学其体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1898年，“最乐道之”的张之洞撰写《劝学篇》，进一步从董仲舒的“大道源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唯心主义哲学观出发，把“中体西用”推向神秘化、神圣化、系统化。他强调“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讲西学必先通中学，乃不忘其祖”，因此“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即是说要以孔孟之道“正人心”，以“西艺”济时需。《劝学篇》始终以“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以“保名教”、“杜危言”为己任，强调讲西学必“先以中学固其根柢”。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己完全成了镇压资产阶级政治改革的反革命思想和舆论工具。 可见，“中体西用”思想的实质是以“西学”为手段，以达固守“中体”的目的。对内用先进枪炮屠杀太平天国农民军，反对资产阶级改良和资产阶级革命；对外以对付西方列强的要挟恫吓。归根结蒂是借用西艺、西技去巩固、强化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文化。但是，由于“欧洲输入之文化，与吾华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质极端相反”（注：《陈独秀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30页。），所以，企图要在老迈昏聩的封建纲常专制的“中体”的根基上，去发展生机勃勃的资本主义，并妄想通过资本主义——“西用”，去加固封建体制——“中体”的堡垒，这就等于在封建文化的“老牛”身上去嫁接资本主义文化“骏马”的四蹄。结果必然是非牛非马，“老牛”非但不能摇身一变为“骏马”，反而会因砍去“牛蹄”换上“马蹄”而举步维艰，气息奄奄。“中体西用”这种思想的二重性便决定了其价值的二重性。 （三）“中体西用”价值的二重性 “中体西用”作为一种政治思想和治国方针，其根本意图是重振大清王朝，捍卫封建专制体制。但事与愿违，“西用”的引进却导致了动摇“中体”的不测后果。正如列宁所说，历史总喜欢和人们开玩笑，本意想走进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