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不是东方文化的世纪 21世纪是西方文化还是东方文化的世纪？对此类重大问题如避而不谈，也就无法回答中国现代化的文化选择问题。顾乃忠认为，倍受西方学者推崇的儒学中所谓“天人合一”等思想，其实只是注重了一种表象，事实上儒家学说“天人合一”中的“天”，不是现代生态平衡意义上的“天”，“人”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人”。它没有从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来看问题，没有超出农业生产、自然经济和宗法血缘的狭隘眼界；它是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和自然未分化的原始统一关系。而西方社会已开始向后工业社会转型，出现了商品货币关系局部消亡、产品经济萌生的迹象。西方工业文明也处在向更高形态的后工业化文化的过渡中，所强调的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在人与自然充分对立之后，在更高基础上的重新和谐，这里人与人的和谐是人与人充分分化之后，在后工业文化中的重新和谐。它们与儒家文化中“天人合一”、“和为贵”的内涵与本质已完全不同。西方工业文化在向后工业文化过渡中，由于历史发展中否定之否定规律的作用，在形式上可能会出现和东方文明类似的形式和做法，但这决不是向东方农业文明尤其是儒家思想的复归。向东方文明学习，决不是西方工业文明的出路；21世纪也决不是东方文化的世纪。对于人类的21世纪来说，东方是由农业文化向工业文化过渡的世纪，西方则是由工业文化向后工业文化过渡的世纪。 独立人格的塑造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价值观是人们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国现代文化选择的根本问题。因为现代化关键是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关键是价值观的现代化。在以自然经济为表现形式的农业社会中，人们活动范围狭窄，不得不以血缘或地缘等自然性纽带结合于家庭、部落、公社等形式的人群共同体中。而在以商品经济为表现形式的工业社会中，人与人之间通过货币而发生间接联系，货币中介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立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之上，克服了群体本位中的人身依附性而产生了人的独立性，人只能以个体本位为价值取向。作者据此提出，在以产品经济为表现形式的后工业社会中，独立的个人只有联合起来，形成“自由人联合体”，克服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分散和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分离，才能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同时保证集体中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在这种状态中，人只能以类本位即集体本位为价值观。三大社会形态，决定了与其相对应的三种价值观的无可选择的选择。现代化的本质是工业化和理性化。中国社会目前正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与这种转型相适应，人的价值取向也必然由依附型人格向独立型人格转变，即由群体本位向个体本位转变。只有人们以个人本位为价值取向，才能摆脱对群体的依附关系，完成独立人格的塑造，实现人的现代化和社会的现代化。这既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规律的表现，同时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在此，把个人本位与极端个人主义相混淆是妨碍人们倡导个人本位价值观的一大思想障碍。但这二者有着明显区别。极端个人主义是一种不择手段地实现个人目的的文化心态。它把自己当目的，别人当手段，要别人永远为它服务。而个人本位则是一种以平等精神为核心的文化心态，它把自己当目的，同时也把自己当手段，它把自己和他人置于互为目的和手段的平等关系中。个人本位不等于极端个人主义，它的完整性体现在个人、集体与国家的协调关系中。极端个人主义要反对，个人本位价值观要提倡。任何把二者混在一起，笼统地加以提倡或反对，都是不利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 中国现代化的文化选择是什么？ 中国现代化的文化选择是什么？乃由中国目前在人类文化发展的三个阶段上所处的位置决定。书中认为，中国现在总体上仍处于农业文明阶段，和西方在16、17、18世纪面临的文化选择相同，就是将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推进，建设工业文明，强调理性精神，实现经济、政治和思想观念的现代化。具体而言，就是在经济上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在政治上建立民主政治体制，在思想观念上，确立个人本位价值观。如果中国不顾自己和西方在文化上的时间差和递进性，也跟随西方批判“现代性”、理性精神和工业文明，批判个人本位价值观，这就意味着在现代化刚起步时，就批判现代化，势必延滞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当然，中国实现现代化，必须克服西方工业文明的消极后果，改造创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但是，“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过分地强调传统，或者毋宁说，首先必须否定和突破传统。万物皆备于我的返本论是不利于现代化建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