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学术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位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 七十年代末杨义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唐弢和王士菁两位先生，三年后，他完成了24万言的《鲁迅作品综论》，之后完成的三卷本《中国现代小说史》更使他获得了新一代“治小说史文学史第一人”的赞誉。十余年又过去了，从人民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杨义文存》看，他的研究范畴有了极大的拓展。如今，从中国现代小说史研究到中国古典小说的精彩解析和中国古典小说史的理论思考，再到中国叙事学的理论构建，最后到中国诗学的深入研究和中国文学史的宏观研究，杨义的学术触角已经深入到了中国文化的深层。杨义说，他要通过自己的研究，解读五千年中国文化的密码—— 西方人的名字是名在前姓在后，而中国人是姓在前名在后，这里面潜隐着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群体性、整体性——角色意识 在杨义看来，中国文化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其群体性或者叫整体性。在群体中定位个体，在整体中确定部分，每一个角色都有其在群体中的独特定位。这种特点首先就表现在中国人的时空意识上。 中国人和西方人对时空顺序的表达有明显的不同。西方的顺序往往由微而巨，时间顺序——时日月年，空间顺序——村乡县郡；中国人则由巨而微，时间顺序——年月日时，空间顺序——郡县乡村。这种时空表达顺序的不同，说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从整体入手的，在整体框架中安排个体的位置。它深刻地影响着一个民族的文化性格。中国人的角色意识在姓名顺序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姓名是记人的符号。中国人的表达方法一般是姓在名前，表明个人无论将来如何，他都是宗族世系的一个成分，是支系长链中的一环；西方则姓在名后，因为耶稣说过“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所以教父起的圣名，也就比父亲提供的姓更重要了。中国人姓名的顺序，隐喻着中国人的家族性。这种家族性其实也是群体性的一种表现。 中西方顺序表达的这种差别是不起眼的，许多人对此都习以为常。然而杨义认为正是这种不起眼的差别才是货真价实地进入中国人灵魂之中的“文化方式”，其中隐含着中西民族不同的“第一关注”，及其文化在漫长的独立发展中沉积下来的一整套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隐含着文化密码。这种习以为常的文化意识，体现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就如：中国的创世纪神话中女娲抟士造人，造出的是谁？姓名没有交代，性别也含混，总之是“一群”。因为中国人第一关注的是“群体性”。西方流行的《圣经》则不同，不仅上帝创造出来的是有名字记载的亚当、夏娃，而且还具体到从男的身上取一根肋骨造女人。这里较注意的是性别的存在，是具体性和个性。 认识到中国人这种整体性的思维方式，杨义对中国的叙事文学的结构也便有了自己独特的理解。中国古代的神话小说往往从盘古开天、女娲补天写起，历史小说往往从夏、商、周历朝追述下来，首先建立一个时空整体性框架之后，再进入故事的主体部分。这与西方小说往往从一人一事一景写起是大相径庭的。比如大家都熟悉的《水浒传》，开首借用宋儒邵尧夫的八句诗，概述五代十国“朱李石刘郭，梁唐晋汉周”的战乱，感得上天派霹雳大仙投生为赵匡胤，“一条杆棒等身齐，打四百座军州都姓赵”，建立了宋朝。而后以不到五百字的简述，时间跳跃了近百年，叙述宋仁宗嘉祐三年洪太尉奉旨请张天师祈禳瘟疫，误走妖魔，释放出36员天罡星、72员地煞星下世。其后时间又跳跃了四十余年，到宋徽宗即位前两个月，浮浪破落户子弟高俅靠一脚好球受君王宠信，……在交代了这样一个时空大结构之后，才进入叙事的主体。另一方面，在叙事主体之时，作品首先写了徽宗宠信高俅，及高俅谗佞暴虐，逼走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从“误走妖魔”到高俅发迹、王进出走，一个前朝的太尉造成天上之“走”，一个当朝的太尉造成人间之“走”，前者隐射“天道”，后者隐射“人道”。这种与“天人之道”相呼应的叙事结构，正是中国古人惯用的叙事谋略，它把世间沧桑、人事变幻放到天数运行这样的背景中认识，给中国古典叙事小说打上了一层玄奥的哲理意味。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时间流速中抒发了历史盛衰之感，沟通了宗教与世俗，融合了天人之道，寄寓了宇宙哲学和历史哲学。 类似这样的论述，在杨义的著述中比比皆是。它使人对中国叙事文学的结构形态及叙述程式中所蕴含的文化底蕴有了明晰的了解。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国人的这种历史观，反映出其精神结构的原型：圆融、周流——运动意识 杨义始终相信，先秦的典籍尤其是儒家第一经《易经》和道家第一经《道德经》中，蕴含着中国人精神结构的原型，蕴含着中国人对于生命、对于宇宙的独特理解。这一点集中体现于古人对“道”的解释。 《道德经》中这样描述“道”的运行：“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易·系辞下》说：“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典要，唯变所适。”“周行不殆”也罢，“变动不居”也罢，都表现出一种运动意识。而“周行”、“周流”则进一步说明作为天下之母的道围绕着圆周运行不息的轨迹。这正是中国人宇宙论和生命论的动态原型。中国文化的这种运动意识具有极大的普遍性，它渗透于人伦物理、九流百艺之中，沉积成为民族的群体潜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