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文科学的百年发展历程中，学术大师、名家辈出，众多的名师宿儒，犹如一颗颗璀璨的星辰，镶嵌在本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的天幕上，照亮了中国现代学术的穹空。在这耀目的星群之中，被时人誉为“文化昆仑”、“博学鸿儒”的钱钟书，无疑属于最为炳焕者之一。作为纯正的人文学者，钱钟书以其精邃的学问、深卓的识见和对学理、艺道的彻悟，通过《围城》、《谈艺录》、《管锥编》等创作，为20世纪中国人文领域营造了一座风光险远、人所罕至的奇伟景观，从而丰富了人类文化的宝库。钱钟书的智慧风貌、思想品格、人生境界和创造精神兼得中西人文之精义妙谛而臻于极境，而这一切又无不流淌于其著作的字里行间，汇为一泓思想清流，曰为“钱学”（注：“钱学”一词可以有不同的含义，既可以指钱钟书的学术，也可以指对钱钟书学术的研究，如“龙学”、“红学”然者。在本文中，“钱学”一词取前者之意。），并以其独特的人文魅力和学术肌理而成为天下众多学子研究的对象，几成“显学”。 戊寅岁末，作为文化贤哲、学术大师的钱钟书魂归道山了，但具有普遍文化意义的钱钟书著作却是不朽的，而钱钟书研究，则是一个尚需付出几代人努力的重要人文研究课题。尤其是当前，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研究纷纷启动的学术态势下，将“钱学”纳入中国现代学术史这一大背景之中而解读之，对其所诠释着的文化精神和学术理路加以体认，其意义不但在于深化钱钟书研究本身，而且亦可收反思中国现代学术得失之功效。 一 在中国现代学术的演化过程中，各种思想学说、观念之间的相互冲撞激起了一股股人文思潮，引发了一场场文化论争，而中西、古今、体用这三组范畴自始自终都起着“关键词”的作用，从而成为一个关乎中国文化命脉、走向的原点性问题，可以说整个20世纪中国人文思想的发展演变，就是围绕着这一文化焦点问题而展开的。由于文化立场、知识结构的不同，使得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产生了许多文化和思想姿态各各不同的人文学者，而切入这一问题之深浅程度，以及思想营构的力度之大小、原创性之有无和历史合理性之多寡，实际上便成了判断一个学者的文化价值分野和学术贡献的重要标志。柯灵在《促膝闲话钱书君》一文中这样写道：“我近来常想，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究竟生得其时，还是生不逢辰，真是难说得很。一方面是世界性政治地图的重绘，独立自由的钟声响彻云霄，核子时代的物质文明灿烂辉煌，我辈何幸，觏此盛世！但另一方面，却是战祸连绵，内忧外患不断，意识领域剧烈冲突，心理平衡严重失调，新社会难产的长期阵痛。知识分子卷在翻滚的时代涡流里，随着潮长潮落，载浮载沉，有的不幸惨遭灭顶；只有少数人如崖岸壁立，经得住骇浪怒涛，坚忍不拔，表明历史考验人，人也考验历史。将钱氏的为人为学，放在这样的大背景前面来考察，也许能更平实地权衡他的分量。”（注：《读书》1989年第3期。）确实， 钱钟书的一生，他的文化思想和学术方法的形成与发展，均是在20世纪中国这一特定的历史时空中发生的，社会结构的几番变革，文化思潮的风起云涌，学术体制的调整衍变，不可能不对他的学思带来影响，而他所感兴趣的研究课题以及所体现出的人文姿态，又无不表明他对所处时代的文化、学术氛围的体认态度以及在人文观念层面上所采取的价值对策。所以，将钱钟书置于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这一大背景之中来考察，方可更加准确地评价他的学术成就，认识“钱学”所体现的人文理性精神和创建的学术范式对于中国当代学术的意义。 钱钟书家学渊源，幼承庭训，其父子泉先生对他责督甚严，因此自幼年起，他就对经、史、子、集各部典籍有广泛的涉猎，并酷爱文学，除系统地阅读了《古文辞类纂》、《骈体文钞》、《十八家诗钞》等典籍而外，对中国古今小说、林译小说以及外文原版小说也是异常痴迷，常常陶醉其间。加之他天资过人，有寓目不忘之功，所以在青少年时期就打下了坚实的国学根底，同时对西方哲学、文学亦有浓厚的兴趣，曾有过研究西洋哲学的念头。钱氏早在中学期间所作的骈、散文以及古体诗就文笔练达，辞采斐然，得到师辈的赏誉。这些，无不为他后来从事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亦影响了他的研究兴趣和文章风格的形成。钱钟书正式开始学术研究和学术论著的写作，始于清华大学外文系读书期间，在六十余年的著述生涯中，他除了创作出大量的风格独特、艺术成就卓著的旧体诗、小说和散文而外，更将自己的生命倾注于学术研究方面，以文学研究为依托，兼综人文各科，连类古今中西，撰写了一系列视野广阔、识见精湛、议论卓出的论著，这些著作无不以其独到的思想原创性和学术开拓性，填补了学术史上的许多空白，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做出了非凡的贡献。纵观钱钟书一生的治学过程，可以将他的学术研究和著述历程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时期：1929—1938年，从钱氏入清华大学始，至英、法留学归来回母校清华任教止。有的文章在谈到钱钟书的写作分期时，以1939年至1949年为第一期，云“1938年学成归国，钱钟书29岁，三十而立，英年有为，由此开始其一生的研究写作生活”（注：张文江：《钱钟书著作的分期和系统》，《钱钟书研究》第二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56页。），这是不够准确的。其实，钱氏甫进清华，在学识才力方面便显露出了惊人的才华。当时，“他的中英文造诣很深，又精于哲学及心理学，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注：饶余威：《清华的回忆》，《清华大学第五级学生毕业五十周年纪念》，1984年。），因而“兼通中西文学，博及群书，宋以后集部殆无不过目”（注：钱穆：《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13页。）。自入清华始， 钱钟书除以“默存”、“中书君”之名在《清华周刊》、《国风半月刊》等上发表了大量的旧体诗外，亦开始了学术论文的写作，并陆续在《清华周刊》、《新月月刊》、《大公报》等十余家报刊上发表了《小说琐征》、《中国文学小史序论》、《论不隔》、《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等论文，以及《一个哲学的纲要》、《休谟的哲学》、《美的生理学》和评论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沈启无编《近代散文钞》等的书评，同时还有用英文写的《中国古剧中的悲剧》和《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两文。钱钟书治学的方法，如在研究过程中注意广泛地吸收西方人文学说中的新观念，古今、中西之间以及人文学科各科之间相互贯通，注重从对一些具体的人文现象的实证性分析中总结、归纳出带有一定规律性的哲理、心理以及诗心、文心等特点，在这一时期的写作即已显露出来了。如《一种哲学的纲要》对卡纳特的批评，《美的心理学》对文艺批评运用科学方法与概念的讨论，均反映出他对西方哲学、文艺理论和美学的熟悉程度，以及卓出的思辨与语义分析能力。又如《小说琐征》将笔记、小说、正史、佛典、经书、文集、诗话、戏曲中关于同一件故事之记载摘录出来，相互比勘，以印证小说中某项记载的来历，显示了他搜集材料以及考证的功夫。而《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则通过对“文学”、“诗”、“文”等概念之义界的分析，以及深入考察传统诗、文的文体职能，指出在传统文学中，诗、文“分茅设蕝”，各有各的规律与使命，“在传统的文学批评上，似乎不是两个各各不相容的命题”（注：《钱钟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81页。），以文载道，以诗言志，在一个作家那里可以“羽翼相辅”，并行不悖，从而纠正了周作人提出的所谓中国文学史上存在“载道”与“言志”两种思潮交互循环的错误说法。又如《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对中国文评“把文章通盘的人化或生命化”的所谓“人化”批评之特点的抉微，以及对所谓“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与“中国文学批评的特色”之诠释，辨析毫厘之间，发人所未发，具有极大的学术价值。而《中国文学小史序论》则围绕“文学”之义界、“文学史”与“文学批评”之关系、文学发展源流、文体观念、文学史分期、文学发展之历史因果关系、文学与社会时代之关系、文本解读与文学接受诸问题的讨论，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文学史观。上述两文体现出钱钟书能在稔熟文学史实的基础之上，运用现代思维和新型知识对复杂的文学史问题进行梳理和诠解的理论功夫。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当年曾被钱氏批驳得体无完肤的“载道”与“言志”二分说，在许多人那里还被奉为“经典”之见而乐以道之；而在文学史观的认同方面，欲求在文学史著作中完全修复历史景观的纯客观论同否认历史本体存在而视文学史为历史主义神话的纯主观论两派文学史观之间的冲突一直延续至今，其实这一问题在钱氏的文章中已经从理论上阐述清楚了，认真研习之，对于我们今天文学史观的建构是大有借鉴作用的。在这一时期，钱氏关注的理论问题还有西方近代哲学评价、历史哲学、诗化哲学、道德定律、文言与白话、文学翻译、文学思潮评价以及文学复古思潮评价等问题，可见涉猎面之广。另外，钱氏善于运用辩证思维方法，在学术析解、理论评说时能执两用中、合观圆照而反对在理论主张上坠于一边以致偏枯不全之研思特点，于此时的论作中亦已初步形成。如其时瑞恰慈的《文学批评原理》正风靡西方，钱氏在《美的生理学》一文中对该书所提出的应重视心理学等现代科学的研究予以充分的肯定，指出文学批评应该“借重”于“日新又新的科学——尤其是心理学和生理学”，同时又指出文艺研究中引进科学的方法往往会出现走极端的倾向，因此要“学到科学实事求是的态度”，而切忌“卖弄科学实事求是的方法”，正是辩证思维精神之体现。所以，在划分、研究钱学形成与发展阶段时，应对钱氏这一阶段的研究与论作情况予以充分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