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进入了真正的“世纪末”转折时刻，处于世纪末的人们往往有着某种躁动不安的情绪，在我们的文化艺术生产中，这种世纪末的危机感和浮躁心理就更是明显。我认为这与我们所处的时代特征不无关系。对于当今这个时代的总体特征，人们已经用各种术语作了描绘：“后现代”、“全球资本主义时代”、“跨国资本时代”、“后殖民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等等，这种描绘无一不从某个侧面抓住了世纪末的本质特征。但从文化论争和文化批评的角度来看，我倒更情愿用“全球化”这个术语来描绘。尽管就经济角度来看，全球化的进入中国已率先在某些经济和高科技信息产业发展迅速的大都市和沿海地区得到了印证，但根据西方学者的研究，全球化（globalization ）作为人们开始关注的一个现象最初是出现在经济学界和国际金融界的，将它用来描述一种全球范围内跨国资本的运作和经济发展的竞争态势是比较恰当的。由于全球化现象的出现，生活在当今时代的每一人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波及：直接得益于全球化者自然欢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而受害于全球化的人则不可避免地抱怨全球化的无情和霸权。但不管我们喜欢与否，全球化都是一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它已经进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并以不同的形式渗入到了我们的经济建设中。最近它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中的又一个热门话题，也渗入到了我们的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话语中，对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构成了有力的挑战，并且在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中引起了不同程度的反应。 既然“全球化”现象首先是一个经济学界和金融界的现象，因此它必然先给经济领域带来一定的后果。经济全球化使得所有的国家都进入了一个大的市场机制的循环中，发展迅速者自然处于优势，而发展缓慢或原有的经济实力薄弱者自然受到波及乃至受到客观经济规律的惩罚。一般人也许会善良地认为，全球化是不受人控制的，全球化范围内的跨国资本虽然来自某个特定的国家，但一旦它进入全球化的机制，就既剥削弱国同时也剥削本国的同胞，因此全球化的法则是一个纯粹经济法则。其实情况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隐于全球化背后的无疑是一种强权政治和经济霸权主义，它不仅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是这样，就是对于发达的欧洲国家也是如此，因此实际上全球化所要求的正是以美国为标准的全球范围的趋同性。按照某些欧洲学者的估计和测算，就全球化使大多数人、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边缘化而言，其比例是20%∶80%，也即占世界总人口的20%的精英分子可以直接受益于全球化，而其余的80%的人则服务于全球化的法则，这部分人生活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全球化的服务水平如何。人文知识分子自然难逃这一无情的法则制约。但上述这一比例仅仅是从西方的后工业社会的现状而得出的，若将其运用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发展极不平衡的第三世界国家，恐怕比例还得缩小为10%∶90%或5%∶95%。 对于这一点，我们切不可盲目地为中国近几年来经济繁荣的表象而感到乐观，隐伏在其中的种种内在危机若得不到适当的自我调节，很可能引发出不可收拾的后果。我们今天只是刚刚进入全球化的大循环中，就已经感到了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两方面的后果：挑战和机遇。就其挑战而言，它使我们的相当一部分不适应国际性竞争的企业边缘化，同时也使我们相当一部分人（包括一些观念老化、方法陈旧的知识分子和人文社会科学学者）被放逐到社会和文化的边缘，或者成为激烈竞争中的牺牲者。因而全球化在广大人文知识分子中受到的抵制就不足为奇了。我认为，不管是在经济学界还是人文学科领域，对全球化采取一种审慎的、辩证的甚至批判的态度是必要的，也即对之既不可盲从，也应认识到其重要性，以便思考出我们相应的对策。 既然从事人文科学的学者也关心全球化这个话题，这本身就说明了它对当今的文化学术研究同时有着积极的和消极的意义。就我们从文化学术理论研究的视角出发来探讨全球化问题而言，我们探讨的中心问题主要是文化的全球化现象。这一现象是后工业后现代社会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现象，它在某种程度上说来是国际性的后现代主义论争而导致的一个结果，由于后现代主义消解了一切假想的等级制度和人为的界限，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国家和民族的界线（例如欧洲国家的一体化进程），实际上为一种新的全球化（现代主义的“整体化”的变种）现象的出现铺平了道路。在这个意义上来看，全球化是对现代性的反动，全球化话语则是对现代化话语的超越。文化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抹去了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内在差异，使其在同一个平面上显出趋同性特征：在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过程中，强势文化必然更加强大和更具有霸权特征，弱势文化则会在强势文化的侵蚀面前束手就擒。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与经济上这套法则不尽一致的是，文化上的强弱未必与经济上的强弱成正比。近几年来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兴起的“儒学热”就说明了经济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同样，在西方帝国的中心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兴起的后殖民主义思潮异军突起，则将探讨全球化的触角推向了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不少学者都从后现代和后殖民的理论视角来探讨全球化问题，例如美国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谈到导致全球化现象的后现代性条件时指出，这些条件至少包括这样三个：资本的全球性运作，信息时代的来临和其他高科技的冲击以及后现代社会的消费文化，在这三者中，跨国资本的全球性运作无疑居首位。他实际上是在引导我们把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置于一个全球化的大语境之下，这样就可以使我们更加有效地针对跨国资本和全球化时代的种种后现代现象提出对策。另一位精通汉语和中国文化的美国左翼历史学家阿里夫·德里克则更为关注文化全球化问题，并发表了大量论著，讨论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的后殖民主义批评。德里克最近在北京举行的“全球化与人文科学的未来”国际研讨会的大会发言中指出，“由于与新的传媒实践结为一体，因此所产生的文化后果同样也是剧烈的；随着新的资本主义切断了政治界限，因而也就切断了文化上的界限。随着资本从一地向另一地运动，伴随着全球化而来的便是一种本土化”。这就清楚地指明了全球化带来的正反两方面的后果：文化上的全球化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来，但与此同时，民族政治上的本土化倾向则对全球化起到了某种牵制作用。这种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对立和互动关系恰恰是我们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最为关注的两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