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文化之林中，只有中国文化体系是长期延续发展而从未间断过的文化。从外在原因上说，这是由于半封闭的大陆性地域、农业经济格局、宗法与专制的社会组织结构相互影响和制约，形成一个稳定的生存系统决定的。但从内在原因上看，则是因为中国文化所蕴含的强大生命力。这种强大的生命力主要表现在：源于多样性的生机力、源于统一性的同化力、源于包容性的融合力、源于伦理性的亲和力、源于民族历史意识的延续力、源于变易性的创造力。 一、源于多样性的生机力 中国文化自其发生期始，就呈现出多元化状态。这首先是复杂的地理环境造成的。中国历史上的疆域极为辽阔，各地的自然条件千差万别，经济、政治水准也参差不齐。不同的地理环境和物质条件，使人们形成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在衣食住行方面，中国各地历来就存在很大差别，久而久之就形成各种不同的风俗习惯。农业民族对农业的重视和对土地的依赖，发展成重农轻商的安土重迁的观念。但生活在海滨的人民却把海洋视为生活的必需和财富的来源，不但把渔业、盐业作为主要产业，还致力于海上交通和与海外联系。西域的一些绿洲小国本身土地有限，但处于东西交通要道，所以很早就以商业发达著称于世。北方游牧民族生存条件更为严酷，只能以迁徙和战斗来对付自然环境和异族的压力。正因为这样，中国文化在其发祥期，就显示出多元性和区域性的特点。至春秋战国时代，已形成了以地域为标名，以风俗习尚为分野的邹鲁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秦文化、三晋文化等。著名的诸子百家之学，固然是社会转型与士文化勃兴的产物，但与地域文化亦有着深厚的渊源。如儒家与邹鲁文化的关系，道家与荆楚文化的关系，法家与三晋文化的关系，都表明了不同的地理环境和经济、政治状况不仅使人们形成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而且孕育了不同的学派和理念。鲁为周公受封之地，西周典章制度“礼乐”文化于此保留较多，是滋生儒家学派最适宜的土壤；荆楚之地僻处南方，那里的社会风俗与习惯等方面比中原地区远为浓厚地保存了原始氏族社会的许多传统，不像中原地区那样经过严格的“礼”的教化。荆楚沅湘水国与岑峨峻嵯的自然环境所形成的文化心理，以及社会风俗中所保留下来的原始活力，使荆楚文化孕育了一种杳冥深远、汪洋恣肆的哲学思想。《老子》、《庄子》、楚辞，都产生于楚文化圈中；三晋为四战之地，提倡农战的早期法家思想首先在这个地区兴起。秦汉时期随着民族的大融合，国家的大统一，文化也在整合中趋向于一统化。但在统一的民族共同体和秦汉帝国广阔的疆域中，不仅仍保存着先秦以来的地域文化，而且溶入了北狄西域等异族文化，如汉乐府中的《鼓吹饶歌》十八曲，就是吸收异族文化而产生的新艺术。中国文化多元状态的形成，亦缘于中华民族血缘成份的复杂性。作为汉族前身的华夏族，并不是由单一的部族发展而来，而是在许多部族相互融合的过程中形成的。早在上古奴隶制国家出现前的时代，即出现了大致可以按地域划分的四大部族集群：由西而东的姜姓炎帝族、由北而南的姬姓黄帝族、由西而东的史前东夷族、由南而北的苗蛮族。它们从不同的方位向中原大河谷地和沃野平原汇集，逐鹿争雄，经过血与火的多次洗礼，黄帝与炎帝这两个最强有力的大部落结成了联盟，最终不仅造成血缘部落联盟发展为地域部落联盟，蜕变而为国家，而且也促使不同民族部落之间发生融合，遂产生了古华夏族。在此基础上，公元前21世纪夏启建国，标志着我国开始进入民族的国家。但夏朝仍然存在着众多的氏族部落。据《史记·夏本纪》记载，夏部落包括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褒氏、费氏、杞氏、辛氏、冥氏等等。至商、周时期，许多经济文化远落后于“诸夏”民族的异族，还散布在商、周的疆域中，经春秋三百年的变迁，北狄、西戎、东夷、南蛮等部族逐步实现了华夏化，融合为一个统一的华夏族。作为华夏族的主体——汉族，是吸收四方百族的血液营养而形成的。华夏文化亦是由夏夷百族共同创造的。如果从民族学的角度来看，作为华夏民族始祖的黄帝和炎帝，开华夏文化之源头，据历史学家和民族学家研究，黄帝一系可说是中原民族亦即汉族的远祖，炎帝一系则是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夷族的远祖。在华夏历史文化的发展中，炎黄两系融合，形成为华夏族及华夏文化。在华夏文化中，黄帝一系发展脉络较显，夏、周文化及邹鲁文化即属黄帝体系，儒家思想即由此而出；炎帝一系发展脉络较隐，但也不是没有踪迹可寻，殷商文化及楚文化即来于炎帝一系，道家思想则由此而出。作为中国文化发展基本线索的儒道互补，实际上即来于夏夷民族与文化的交融。秦汉至明清，经历多次大规模的民族斗争和融合，使中华民族的血统更为复杂。世界上本就没有血统纯粹的民族，但像中华民族血统这样复杂的却不多见。民族既非单一，文化也就不会是单元的，民族血统越复杂，文化的生命力也就越强。民族血统的复杂，决定了中国文化的多样性。文化的多样性，使得各种文化相互冲突激荡、融合融汇，在“和而不同”中发展。因此文化多样性，是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一个重要源泉。 二、源于统一性的同化力 中国文化的统一性使中国文化具有巨大的同化力。一国或一个民族的文化如果只具有多样性而不具有统一性，那么，这种文化就不具有凝聚力和同化力。中国文化能够递生代长，具有强大的同化力，原因就在于中国文化的统一性。中国自西周以来，在华夏族和华夏文化形成的过程中，作为一种理性自觉，大一统观念便深深植根于中国人心中，“《春秋》大一统”是人人皆知的名言。春秋战国时期，在经济、政治的变革中，王纲解纽，出现了诸侯争霸的局面，打破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政治格局。在重建大一统国家的过程中，诸子百家，蜂出并作，交互争鸣，势同水火，但在国家统一、民族融合，使天下“定于一”的思想方向上，却有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的共识。事实上，战国中期后的文化发展已出现整合的趋向。《庄子·齐物论》就对纷争的诸子表现出一种超越或整合的精神，《荀子》则通过吸收道家的自然天道观和法家的重法思想而整合了儒、道、法三家。被视为杂家的《吕氏春秋》更具有综合的特点。秦汉帝国大一统局面的确立，更加强化了学术整合与文化统一。秦汉时代的学术整合与文化统一，表现在文化上，是楚汉文化的融合，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的并汇；表现在学术上，则是以儒道互补来整合百家格局的真正确立。当然，最能表征中国文化统一性的现象，莫过于儒家经学优先并笼罩一切文化领域。所谓经学，就是训解和阐述六经及儒家经典的学问。经学是学术文化领域中压倒一切的学问，成为汉代以后历代的官学。中国文化的发展，不论是哲学、史学、教育学、政治学、社会学、宗教学，还是医学、科学、艺术，都与经学有着密切的关系，无一不渗透着儒家思想的影响。尽管经学的主导地位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有其不利的负面影响，因而也就有了诸子百家、道释玄禅从异于儒家的方面加以矫正和补充，但是，经学在统摄和凝聚、规范多样性的中国文化，形成中国民族的共同心理，使中国文化具有无与伦比的同化力方面，其意义十分重大。在中古时期前，虽有诸子百家之学成为中华民族的思想库，但没有任何一家可以像儒学那样起到统摄整合百家的作用；在中古时期之后，文化上虽已形成了儒道释三家鼎立的格局，然而道与释都不可能对整个中国文化起到支配性的影响。只有儒家，才能建构以儒为主导的诸子互补的自控系统，进而形成以儒为核心的儒道释融合的自控系统，确保了中国文化所具有的整合力、凝聚力和同化力。在人类历史上，多次出现过因为异族入侵而导致文化中绝的悲剧，但是在中国，此类情形从未发生，并不是中国没有经受过外族入侵，而是因为中国文化具有强大的同化力，多次“同化”以武力入主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反复演出“征服者被征服”的戏剧。军事征服的结果，不是被征服者的文化毁灭、中绝，而是征服者的文化皈依和文化进步，说明统一的中国文化的巨大的同化力。这其中，就有儒家的重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