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一般说来，国家社会处于兴旺、安定时期，本土文化就表现得雍容大度，海纳百川，呈开放型；在国势处于衰势，被动挨打的情况下，民族文化心理就变得复杂。一种新文化的构建都是和当时的政治、经济相关联的，在封建社会里产生了为地主阶级服务的封建专制文化，在资本主义兴起时期，产生了为之服务的“自由”、“民主”的资产阶级文化。那么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将构建一种什么样的新文化呢？因此，现代文化建设的问题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每一次变革、进步，总伴随着对文化的总结和反省，又总把中国社会推向一个个新的发展阶段。检视中国现代文化发展历程，找出它们的特点，对中国现代化事业将是有意义的。 一、师夷长技以制夷：构建中国现代文化的开始 我们知道，“师夷长技”的观点是由魏源最先提出来的。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使昔日古老中国大一统体系被打破，堂堂王朝上国竟被外来蛮夷打得大败。旷古未闻的奇耻大辱，使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些爱国开明之士，从恶梦中面对从未有过的不平等条约，面对战争与赔款，面对“万马齐喑”的局面，他们开始思索“夷”与“夏”、先进与落后、生存与死亡这些尖锐对立的现实问题，于是，他们穷研外国史地，总结失败教训，“师夷长技”的思想应时而生。即“尽收外国之羽翼，为中国之羽翼，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见《魏源集》206 页《道光洋艘征抚记》）因为“欲制夷患，必筹夷情，塞其害，师其长，彼日为我富强，舍其长，甘其害，我将制彼胜败。”“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四夷者，外夷制之。”（《海国图志》卷二《筹海篇四议款》19页），由此可见，“师夷长技”的根本目的是“富国强兵”，是“制夷”。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呐喊，具有启蒙与救亡的双重文化视角与价值判断，具有感人的忧患意识与务实倾向，达到了当时所能达到的最高思想水准。但由于它是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在救亡图存的局势里应运而生的，匆忙中带有相当的局限性：一是囿于本位文化意识，背着沉重的传统文化负荷，不能从近代世界的发展潮流出发，不具备全面开放意识，学习西方仅限于“习其器”。二是由于对国际资本的依赖性和企业管理体制上存在的封建垄断性，它不可能使中国真正达到“自强求富”的目的。然而它为中国现代文化的构建迈开了坚实的第一步，为相对封闭的中国文化吸收外来文化打开了一扇窗口。 二、中体西用：构建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 “中体西用”是在魏源的“师夷长技”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它主要是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进行了诠释和论证，从此，“中体西用”的观点成了洋务派的主要观点。 “中体西用”较“师夷长技”有了一定的进步。他们在提出以中国的固有文化制度及其意识形态为本，以西方的坚船利炮为末的思想的同时，也看到仅仅靠制炮练兵不足以自强，为求强先要求富，于是提出“寓强于富”的口号，兴办军事工业以外的民用企业，做到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畅其流。如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说：“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货畅其流。”遗憾的是，他们一方面承认西方文化的优点，另一方面却固守着孔孟的“精义”而不后退半步。他们提出向西方学习是建立在不突破封建文化的基础上，这从改良派与洋务派的论战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在《劝学篇》中说：“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可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夫所谓道本者，三纲四维也。”由此可见，中体西用的本质还是维护封建传统文化，不敢突破夷夏之防，甚至他们还把“中体西用”当成一道精神堤防，用以抵挡方兴未艾的世界开放与改革潮流，抵挡西方文化的一步步“东渐”。但由于体用之不可分割，它们又不可避免地在求强、求富过程中，使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发生一些变化，为中国文化最终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产生巨大影响。 三、国粹论思潮和全盘西化思想：构建中国现代文化过程中不可忽视的潮流 “中体西用”没有使历史的中国走出困境，而另两种对待中西文化的极端思想又冒了出来，即国粹论和全盘西化思想。国粹论即文化本位论，是一种在文化建设上具有双重性格的思潮，它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主要代表人物章太炎等人曾从考察中外历史中，看到了历史文化与国家民族盛衰有一定的关系，于是想用“国粹激励种性，增进爱国热肠。”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时机，他们从经籍中采撷关于民族斗争的资料，古为今用，以唤醒人们的民族意识，反对民族压迫，宣扬“严内夏外夷之大防”、“攘夷狄，捍族性”的思想。因此，他们在反对外来侵略方面是有积极作用的，但它没有看到世界文化发展一体化的大趋势，企图在保留古代文化部分精华的同时，游离于这一大趋势之外，这显然是不可能的。随着历史的发展又出现了全盘西化思想。在东方文化不断衰落和西方文化不断崛起的过程中，部分知识分子在中国学习西方器物、制度均告失败的困惑中，思谋出路，开始了对传统文化的总清算，“五四”前后便出现了与国粹论立论全然相反的全盘西化思潮。究其实它是一种民族虚无主义思潮，它用西方文化的价值准则，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否定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主要代表人物是胡适与陈序经，胡适在《信心与反省》一文（见《独立评论》第103号）中认为， 自周秦以来，“我们所有的，欧洲也都有，我们所没有的，人家所独有。人家都比我们强。”而陈序经在《全盘西化的辩护》（见《独立评论》第160 号）一文中，更直白地说：“所谓趋向世界化的文化，与所谓代表现代化的文化，无非都是西洋文化。”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全盘西化”论者，虽然看到了世界文化发展的大势，但忽视了民族主体精神的高扬，只是把文化的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实质就是欧洲中心主义的体现。全盘西化思想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清算封建文化中的糟粕无疑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如同一把双刃剑，在批判其糟粕的同时，也损害了中国文化的精华，而且不能真正使中国文化现代化。历史呼唤真正能使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的既保持民族主体精神，又能体现强烈的世界文化意识的文化构建原则出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