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劳动、资本、技术视为经济生产的“全要素”是以行为主体（人）的经济行为模式不变为前提的。事实上，文化因素无时无刻不渗透于人的经济活动，从而影响到人们的经济行为。因此，正确认识传统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发扬优秀传统，改造、重建文化传统，以适应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这里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作一个简要的分析评价。 一 传统精神、思维模式方面的障碍 比较世界三大古老文化，它们之间的显著差别是，希腊文化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把人放在自然的对立面，强调人去认识自然、征服自然；印度文化注重超自然的神，注重人与神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中人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其核心是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强调“天人合一”，追求一种和谐的大同世界。“天”即天道、天命、天理，“人”是人道、人伦，人道要符合天道，但人是天地的核心，要为天地立心。由于天和人的关系是统一的整体，人能够体现“天道”，是天地的核心，所以人的内在价值就是“天道”的价值。表面上看，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人，强调人的主体性，是一种“人本主义”文化，但是这种人本主义不像近代西方的“人本主义”，把人作为一个个单个人，强调个性解放，个人的独立人格，而是把人放在等级的、宗族的、人伦的社会关系中强调其应尽的义务，应负的责任，而很少享有作为独立的人的权利。从而使人的创造性、主动性受到限制。因此，注重伦理道德，表面上看是强调个人的主体性、自觉性，实际上这种主体性是在规定了的道德观念下的主体性，自觉性也是一种没有认识到自己独立性下的自觉性。在规定了的范围内有主动性，由于这种主动性被限制了，所以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都受到约束，难以超越既定的、古老的观念和秩序，形成一种墨守成规的守旧心态。“生乎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仿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为非者，不亦鲜乎？”而不偏重对外在世界的追求，偏重于自身内在价值的探求。这种过分强调伦理道德、追求“天人合一”大同世界的传统文化精神，塑造了一种特殊的民族心理。追求一种强调和谐，反对“过”与“不及”；重总体的不经分疏的理论思维，对事物的相互联系和统一缺乏必要的分析论证和解剖，最终堵塞了通过实验科学而进入现代科学的道路。 这种缺乏创新、缺乏进取精神和冒险精神的心态，也妨碍了在生产活动和经济体系中引入新的工具、新的方法和新的生产组织，形成对技术创新的阻碍。 二 以义利观为核心的观念障碍 在高度注重道德伦理和人身内在价值追求的文化体系下，为了保存这种思想体系不受异端思想的侵袭，必然产生“重义轻利”的观念和思想。即排斥与内在“道德”相对应的外在物质利益，把与社会经济活动相关的各种事务概括为谋利。谋利被视为一种与“道义”互不相容的东西。“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忧道不忧食”。把“义”与“利”，“道”与“食”尖锐对立起来，甚至走到了极端。这种“崇义斥利”思想，一方面用观念性的道德力量抑制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愿望，使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评价和获取物质利益的态度长期受到贬抑，降低了人们进一步从事经济活动的动机和要求；再一方面，这种思想也必然导致轻视劳动，鄙视体力劳动者，认为经济活动以及与此相关的技能、学术都是小人去从事的末业小道，是“君子之学”所不齿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自然知识，尤其是生产技艺，成为士林所不齿、社会藐视的行当。“凡推步卜相医巧，皆技也。……小人能之”，其鄙薄科技之意，溢于言表。历史上多在民间产生的一系列科学技术、生产技艺处于一种自生自灭的状态。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外国用火药制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使整个社会产生既不需要科技，也难以产生科技，更难于把科技应用于生产的文化环境。经济发展从而一直没有能够摆脱内在限制的能动力量。 三 狭隘的农耕文化障碍 中国经济、文化长期建立在小农生产之上，规模小、自给自足、分散而又封闭是其典型的特征，人们长期生息于“黄土地”，对土地有着深深的眷恋，赞美大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厚德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尊天如严父，亲地如慈母，把土地视为命根子，养成了一种“安土重迁”的心理。国民心态、文化传统无不深深打上农耕文化的烙印。 小农生产规模狭小，基础薄弱，任何一点小小的变故和忧乱因素都可能打断正常的再生产，要保证再生产过程能持续不断地正常进行，首先要求农业生产秩序的稳定。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事事都要脚踏实地，顺应四时气候，地形水利，不违农时，循序渐进，不能好高骛远，脱离实际。形成一种自然满足的状况，不敢乞望更多更好的享受。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基础脆弱，经不起风吹雨打，不仅要顺天时，而且还需要生活安定、关系和谐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因此强调个人必须服从社会群体的利益。否定个人的独立意志，将个人融于群体之中，缺乏经济开拓精神与竞争意识，一切都处于一种僵化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