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化感，是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对人自己所创造的文化的再认识。它既包括对物质文化层面的知觉和感受能力，也包括对精神文化的心灵感悟；既是人的文化知觉的一种客观反映，又是人的主观色彩很浓的价值取向。 文化总是一定社会形态的反映，不同的社会形态有不同的文化，自然也有不同的文化感。中国人的文化感和它的文化积淀一样，有个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 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文化讲的‘人学’，着重的是人。”在“人学”中又着重讲“义”。“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人”的心理人格的矩矱。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而有知，亦且有义，此最为天下贵也。”（注：见《荀子·王制》。）人贵“有义”，是儒家文化理想人格的价值取向，把无义看作不齿人类的禽兽。于是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董狐宁断头也不肯掩盖史实，夷齐宁饿死也不愿降周，荆柯为除暴秦而有易水悲歌，文天祥则“留取丹心照汗青”而英勇就义等等，都是“舍生取义”的典范。 虽说儒家文化里的“人兽之辨”、“义利之争”，都没有越过农业文明的狭隘眼界，甚至“重义轻利”也在一定程度阻碍了商业的繁荣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义”的内容也不断地演变，它适应着社会生产力的需要，跨越历史时代，继续规范着中国人的道德情操。焦裕禄、孔繁森等，也都是为人民尽忠尽“义”，他们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格，也是一定文化意义的“舍生取义”。 而现代的中国人的确在这个基础上“天翻地覆”了。在物欲横流的时尚中，只有物质崇拜，没有人的崇拜，更无精神崇拜；见物不见人，只有物感，少有文化感。当他们成为文化的主宰的时候，满世界都弥漫着饮食文化、酒文化、茶文化、服饰文化、汽车文化、广告文化的浓重氛围，连跑官文化也大言不惭地推向前台了。 在如此“文化大漠”中也不是一点精神不讲，请看街头高耸着的“称帝称王”广告牌，那里渗透着还在膨胀着的社会浮躁情绪。以前被压抑的个性，从社会最低层翻到帝王，固然是一种人性的解放，但也足以说明这些人的文化参照系多么荒疏，他们心中所崇拜的偶像，只有他们村中的地主和他们的皇帝。用这等文化感去翻阅历史，只有花样翻新的“戏说”，用这种文化感去学习西方文化，也只能用惊人的速度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享乐文化、拜金文化，甚至“资产阶级把一切变成商品”的观念也照搬了来，使原本狭隘的小农文化意识，更加狭隘了。“见利忘义”成了一些人的道德准则，急功近利、利欲熏心，就可以不择手段地瞒和骗，伪劣假冒，甚至图财害命。当“难得糊涂”、“见利忘义”，悄然成了人们心理行为和价值取向的时候，“人”便在“物”的文化包围中“自我迷失”了。人们在“迷惘”中“跟着感觉走”，“潇洒走一回”，“过把瘾就死”。而“对自主人格、人道主义、悲剧和浪漫的爱情的赞美，像是倒退了一个发展阶段的理想。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不是高级文化退化为大众文化，而是用现实来驳倒高级文化”，（注：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重庆出版社。）其实，“高级文化”是任什么样的现实也驳不倒，只是现实的人们在浮躁的文化、精神的荒原中迷失了本性，找不到自己神圣的家园。“见利忘义”从根本上颠覆了人们正常的心理道德秩序和生活秩序。 （二） 埃及有句俗话：一切都怕时间，时间却怕金字塔。经得起时间磨妍的金字塔，它是文化的象征。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会有一部分先驱者感受着引导着代表民族之魂的“高级文化”，奋勇而前行。 文化的本质是精神的，是物质的精神抽象，而不是物质本身，文化的历史进程，有物质不可替代的自身精神的规律。如酒文化、茶文化，本来古已有之，但不是说“酒”、“茶”本身就是文化，而是指“人”在操作“酒茶”礼仪时所体现的道德精神、思想情操，“李白斗酒诗百篇”，把“酒”与“诗”联系在一起。所以，文化感是客观存在的，是人的本质要素之一。 但人对文化的感觉又是千差万别的，不能强求一律。马克思说：“只有音乐才能激起的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注：马克思：《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的“耳朵”是客观的，他的文化感受力，“都以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取决于他自身的本质力量。“耳朵”又是主观的，“耳朵”能否接受音乐的美感，又取决于人的感情上的主观选择和爱好。所以，文化感与美感一样，“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注：马克思：《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文化感是一种心灵的对接，否则就是“对牛弹琴”了；从另一方面，也不能全怪“耳朵”没有美感，在歌舞厅常有人用手捂上耳朵，那是怕噪音鼓破了耳鼓膜。 最能说明文化感的主观色彩的例证，是朱光潜先生在《谈美》中所说的“一棵古松的三种态度”。只有审美的眼睛才能见到美。“古松”作为同一个审美对象，木商的知觉只是考虑这棵松能出多少木料，木料又值多少钱，可以做什么家俱；植物学家的知觉则是松的种属科，叶为针状，果为球状，是四季常青的显花植物；只有画家才从审美的角度入手，感知到它的苍翠劲拔，有万年长青的寓意。同一审美对象，由于三个人有不同的“知觉”，有不同的感情色彩，就得出不同的评价。三种不同的评价，就是三种不同的文化感。但可惜，在现代人群中，可能是“木商”的子孙多了些，总是见了木的商品价值，而不见木的精神价值。他们的文化感，麻木得差不多降到“零”度。 不同的文化感，来自不同人的不同的阅历，不同的艺术眼光、思想情操。一部《红楼梦》，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感悟。“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注：鲁迅：《〈绛洞花主〉小引》，《鲁迅全集》第七卷第419页。）足见不同的“家”们，有不同的文化感。 所以明代哲人李贽说“琴者所以吟其心”，可以“禁人邪恶，归于正道”，同一琴，同一曲，以不同的心灵听之，便有悬殊的审美感受，“故蔡邕闻弦而知杀心，钟子听弦而知流水，师旷听弦而识南风之不竞。”（注：李贽：《焚书》卷五，《读史·琴赋》。）这便是不相同的心灵的对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