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款文化与文化大款是市场经济中出现的经济文化和文化经济现象,很值得研究。经济人介入文化领域,文化人特别是文化名流(影星、歌星、笑星等)使自己的劳动高度商品化,人们对这种现象的评价也莫衷一是,我们在评价时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去分析,但把它定性为文化的一种奢侈行为也是不尽恰当的,其性质还需要时间和事实来界定。 首先,从市场的角度看,市场是一个现实的概念,必须有交换行为,因此从理论上说,文化人的劳动获取报酬、经济人通过市场交换获得文化所有权,这是合理合法的。在这个意义上讲,经济人买一套高级别墅与购买一件高价艺术品的行为值是完全一样的,文化人获得报酬与工人获得的劳动收入的行为值也是一样的。这是因为,艺术品的价值总是要通过货币行为来体现,如果我们的艺术工作者的创作没有使币交换行为,它的价值也只能是潜在的价值。从生存角度和价值行为看这种交换也是必要的。这样,文化人通过这样的行为值逐渐向“文化大款”转化,经济人通过这样的行为值也就成了大款文化。文化人,特别是文化名流,一旦被某个地方或单位请到,就会给该地方或单位带来很好的名人效益。因此文化名流获得暴高利益也有合理的一面。以往我们只看重了对文化名流获得暴高利益的批评,而忽视了对分享名人效益下的寄生虫(如贪赃枉法者)的批评。 其次,从伦理的角度看,在最低的道德标准(一般公民意识)看来,经济人购买与享有各种文化艺术品,没有超出道德允许的范围;而文化名流拿暴高利益却是道德所谴责的,因为人们从中看不到爱心、看不到奉献,看到的却是他拿走了多少钱,于是看到的也就是人格的卑微、道德的低下。但从特殊的道德(理想主义)看,大款文化却带有“朱门酒肉臭”的味道,至少这种自利行为不属于扩大再生产的有效性再投入,也不属于禀赋爱心的公益事业,而这种行为背后往往隐含着一种人格的虚假与浅薄。而我们从特殊的道德标准看,文化名流的暴高利益行为,却有一些值得肯定的地方,正如前面所阐述的。可见,大款文化与文化大款在同一标准下产生的却是两种不同性行为。 再次,从文化角度看,要评价大款文化的文化高消费行为的社会趋势,究竟是有利于文化的发展还是对文化发展的一种负面冲击,这是一件很难估测的事,它有一个统计和时差变化的要求。近年,一些企业高价购藏艺术作品,人们感到不安,担心艺术品市场会走向垄断,但从企业文化乃至全民文化的建设上考虑却是值得肯定的事。因为它起码表明社会已经意识到艺术是具有超越商业价值、具有更高品味的东西。金钱与利润不仅不能代替它,而且还要通过它来体现。如此看来,担心造成文化市场的垄断是不必要的。而文化大款,是“商儒”,是文化中的商人,他们既继承了文化遗产、并在此基础上有了创新,同时又具有现代精神和意识,从某种程度说,他们必定有较高的“文化”档次,与“儒商”不同。 最后,从实质看都是对资本的争夺。人们之所以争夺资本,除了它是权力与地位的基础之外,还因为资本(不管是经济资本、文化资本还是其他资本类型)从历史发展角度说其总量固然是不断增长,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其相对数量是恒定的、有限的,它们总是把自己表征为稀有的、值得去追逐的。加上资本具有流动性,所以个体或集团的资本拥有量的增加,在特定时期总是意味着另一个个体或集团的资本拥有量的减少。 经济人收集古玩、收藏古画,或购置古今名著,或出资兴办或资助文化事业,这自然是好的兆头,对经济人来说也大有益处。 (1)能够取得文化的时间价值和潜在价值。 文学艺术品往往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价的,经济人尽管不是在追逐文化艺术珍品的商业价值,也会在其时间价值和潜在价值中获得商业价值。 (2)能够取得同行中的“和”与“信”。 “儒”的外化表征便是彬彬有礼、文质兼美,如果儒商能以“儒”之根本,在与同行的业务交往中坚持“和”与“信”,必为同行所尊重,这样也就取得了同行的“和”与“信”。另外,在主体精神中的自我规范、自我提升,人为肉俗所欲,做到“富贵不能淫”则必为人们所敬爱。 (3)能敬获得潜在的政治资本和群众心理资本。 一些经济人出资捐款,大赋爱心之举,不管目的如何,总会取得群众的心向性和潜在的政治资本,更何况能有这样举措的人绝大多数都想为国家振兴而献力,这更会有良好的政治影响。 (4)能够取得消费者的“诚”与“敬”,经济人, 一方面会在文化之举中取得超越其他同行的地位,取得在资本争夺中的优势,另一方面也能取得消费者对他的尊敬。这种客观上起到的“包装”效果,尽管“儒”不起来,但也能或多或少地在市场领域的资本争夺中取得优势。如果经济人以诚敬的态度对待文化、以诚实不欺、尊重谦敬的态度对待消费者,那么他必然会得到消费者的良好回报。 而文化大款是通过名人效益获得的票房分取,逐渐有了雄厚的经济资本,同时经济资本又会为他们获得包括文化资本在内的其他资本。即使这样,如果文化人不努力注重提高文化艺术素质,文化资本就会被他人夺去,而在大款文化的大度之下,文化大款在货币行为和主体精神行为上,倒显得吝啬了。 可见,所谓文化大款既是大款中的文化人,又是文化人中的大款,他们以其双重差异性建构了他们的双重身份:一方面以其文化趣味、文化素养区别于一般大款;另一方面以其经济实力区别于一般的文化人与知识分子。所谓大款文化就是经济人介入文化领域的一种行为文化,他们也同文化大款一样建构了自己的双重身份,可文化成份太弱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