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民族的文化运作，必会诉诸于特殊的自我表现形式，从而在历史上创建出一种特别的人格形态：艺术的、政治的、宗教或道德的样式，不同的文化架构呈现色彩各异、波澜壮阔的人文景观。但对世界文化的横向观察还使我们相信：任何一种文化体系、文化类型都不可能是永远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它必须具有随时接收新鲜事物，合理吸纳外来文化因子的功能。经常是一种文化的精神生活借助于他种文化的外观展露活力和创造性。换一句通俗的话说，文化是相互交融的。这就是文化哲学意义上的“假晶”现象。（注：见《荒漠.甘泉》第474页， 谢选骏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7年。）“假晶”术语本是一个地质学概念，特指自然界一种岩石的溶岩注入它种岩石的间隙和空洞中，以致造成一种共存、混生的“假晶”体。即貌似乙种的岩石，实际上包裹的却是甲种岩石。纯粹的自我晶体是不存在的，故称“假晶”。文化的“假晶”现象来源于不同民族文化间的交流、吸纳、对话或融合，有时甚至是征服。从这一意义上看，所谓民族文化一开始便带有混血的文化成分。 我们若拿文化哲学上的这一“假晶”规律来关照、解析俄罗斯文化，便会不难看出：丰厚、特别的俄罗斯文化其实是一种典型的“假晶”体。抛却文化语汇的积累和表象的逼视，自文化史角度纵向、深层次探讨俄罗斯文化外部联系的特征，便会发现：迄今为止，有四次大的对外来文化的吸纳行为值得注意。它们依次是“罗斯受洗”、“彼得改革”、“十月革命”、“苏联解体”。这些历史文化现象组成俄罗斯文化“假晶”体的各个侧面，如同璀灿的宝石，散发出五颜六色的光芒。 在文化史上，俄罗斯所有的教化人伦和精神启蒙当自罗斯受洗开始。十世纪以前的古罗斯犹如不谙文明的异族蛮邦。西方便对俄国人有“鞑子”之称。那时罗斯信奉多神教，相信万物有灵，穿树皮套鞋和粗布长衫。真正具有现代文化价值意义的是具有权威主义、集体主义的村社组织。故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有言：俄文化的根基乃是“土壤村社精神”。在专制文化气氛下，我们所能看到的多为民俗性内容，如壮士歌、劳动号子、环舞、面包和盐、少女出嫁时哭别等。罗斯“土著”文化在运作上基本外于自足状态，呈现出非理性的价值取向和强烈的主观色彩，但对外部世界却表现出灼热的好奇和创新冲动。基辅罗斯时期的最初几代王公多次远征里海、黑海、多瑙河一带，甚至一度逼近拜占廷国都君士坦丁堡，表现出文化上的强烈开放和探询意识。从文化哲学意义上看，这些扩张行为与其说是为了军事、通商的目的，不如说是初起的、充满少年活力的俄罗斯文化寻求与外来文化“交媾”的强烈愿望。公元988 年“罗斯受洗”对所有俄罗斯人来说是一种真正革命性的“洗礼”：在特定的历史气候下，俄罗斯文化第一次大规模吸纳外来文化，和“假晶”现象结缘。当时的希腊拜占廷文化是欧洲最发达的文化。拜占廷帝国原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它俨然以再兴的罗马帝国的姿态傲然屹立在蛮族国家之间。在民族文化大迁徙的年代里，它有效地发扬和保存了古代欧洲文化传统，并以相当发达的宗教、政治、艺术、语言等精神文明归化了一大批蛮族民众（当然包括俄罗斯人）。拜占廷文化的实质是基督教正教观念。十世纪末希腊正教在俄罗斯一跃而成为东正教获得法统地位。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都纷纷跳入第聂伯河，接受希腊神父的洗礼。希腊神父、保加利亚使徒（当时为拜占廷一部分）源源不断地来到罗斯，讲经布道、传播福音。他们还积极参与文化生活。被称作斯拉夫使徒的基里尔和梅夫季两兄弟传教时创制了斯拉夫语（俄语的雏型）。在希腊神职人员的指点下，在基辅、诺夫戈罗德、梁赞等重要的城市兴建了众多的以十字型结构、三角穹隆、园顶为特征的拜占廷文化风格的教堂、寺院、神坛、国家机关等。还大力发展了源自希腊的镶嵌艺术；音乐和诗歌受到社会的殊遇；罗斯的神职人员还象希腊神父一样参加国家政治生活，编制、记载了反映俄罗斯政治秩序和社会生活的《罗斯法典》及《俄罗斯编年史》（事实上这成了研究俄罗斯古代文化的唯一书面依据）。拜占廷的哲学、艺术、宗教、科学、工商业、贸易等发达文化基因不断地输入俄罗斯，延续达数百年之久，极大地促进了俄罗斯文化的发育。特别是基督教进入俄国后，以其完整的理论体系为文化支柱，融入到俄罗斯民族精神世界之中。它深入社会每个角落，浸入民族的心灵，成为人们语言、服饰、衣食住行、生存祸福息息相关的精神依托。俄罗斯文化在发达的拜占廷文化的模式上寄托了本民族的精神生活。当今著名俄国作家A ·索尔仁尼琴说：“就灵魂天性和骨子深处而言，每个俄国人都是实质的基督徒。”（注：见《文学俄罗斯报》1992年10月6号。）此话从文化吸纳意义上看， 颇中矢的。它精确的表述了基督教文化对俄罗斯本质的、永久性影响。事实上，罗斯受洗之后的文化光辉，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和外来文化的“交媾”。这一“交媾”不是表层的、外在枝节上的交通互补，而是两种文化在精神气质和内在结构上的全面融入，是一种全身心的汇合。它使得俄罗斯文化成为一种“假晶”文化。俄国寒冷的原野上第一次在拜占廷文化的的催生下开出了鲜艳夺目的文明之花。 18—19世纪是俄罗斯文化的高度辉煌时期，被称作文化史上的“黄金时代”。促使这一“黄金时代”来临的当属彼得大帝的改革。“罗斯受洗”后，俄国文化在地缘上逐渐转移到莫斯科，经过若干世纪的发展，已经强大到足以自立的程度。由“罗斯受洗”而催生出的文化根系已深扎于俄罗斯的土壤，表现出强劲的生命力。但由于内乱（封建割据、宫廷政变、农民起义）和外敌入侵（瑞典、日尔曼，特别是蒙古人数百年对俄文化的致命摧残），俄国毕竟元气大伤。自文化动态意义上看，其文化运作不同程度地陷入停顿、徘徊状态，暴露出种种危机迹象。而同时期的欧洲经过有声有色的文艺复兴和弱肉强食的工业革命，逐渐由中世纪的蒙昧野蛮，走向世界文化中心舞台，表现出开拓，扩张的内在活力和优势，以现代文明代言人的角色傲视异邦。它以发达的民主政治、人本哲学、实证科学、现实艺术和商业贸易闻名于世。受到异邦的羡慕与尊重，而此时年轻气盛的彼得大帝如同基辅罗斯时期的先辈们一样，充满强烈的探询外部世界的好奇与冲动。俄罗斯文化自古以来丰富，充沛的创新、吸纳意识最典型地体现在彼得身上。作为一个富有远见卓识的帝王，他深刻体验到俄国的软弱和精神危机，看到俄国除了改革毫无出路。彼得推动下的改革成为处于弱势的俄国文化积极寻求与外来文化（西欧先进文化）实现“交媾”的第二次伟大革命性尝试。与“罗斯受洗”相比，这次“交媾”的渴望更强烈。如果说第一次文化交融时，那些风尘扑扑的希腊神父跋涉千里来到俄罗斯，那么在这次文化交融中以彼得为首的开明贵族和他们的雇佣兵则踏出国门，走向西欧。然而17世纪的沙皇俄国基本上还处于内陆，通往西欧的主要海路都被封锁着。在南方，土耳其帝国控制着黑海的出口；在北方，瑞典人占据着波罗的海，切断了俄国通向西欧的海上通道。因此，夺取出海口，打开通往欧洲的“窗户”成为彼得的梦想。经过长达几十年的与土耳其和瑞典的战争，俄国变成了濒海国，其首都也从莫斯科迁往新建的彼得堡。在这期间彼得化名“米哈伊尔”带领“大使团”微服出国，考察学习西欧先进文化。随后成群的俄国商队和军舰出巡西欧，彼得的近卫军也四处远征，从某种文化交流意义上看，彼得大帝的海上舰队和南征北讨的雇佣兵是俄罗斯文化活动的真正精神先驱。以科学、人本主义和海上贸易为实质的西欧文化迅速输入到俄罗斯，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彼得粗暴地剪掉了贵族的长胡子，脱去贵族臃肿的长袍，简化俄语字母，实行通用历法，改革教会，兴办实业、学校，派遣大批留学生出国，发展海外贸易等。在彼得大帝的强力推动下以及在此后的叶卡捷琳娜女皇的开明政策统治下，俄国全盘接受了西方启蒙思想和现代科学观念。俄罗斯文化与西欧文化（特别是发达的法国、英国及德国文化）实现了空前的大交汇。从长远看，受惠、得益的一方无疑是接受、吸纳外来文化的一方。此后俄国人之所以在短短的百年间取得突兀文化成就，在于他们从英国、法国、普鲁士帝国等诸种西欧更先进的文化有机体那里，纳入了积极、活跃的文化因子，并且利用它们来充分发展，完善了自己。俄罗斯文化全面融合为欧洲文化，成为欧洲文化背景下的一种亚文化，俄国也由此而成为一个真正欧洲近代文明意义的列强。这一切无疑都借助于彼得改革带来的灿烂契机。只要我们自文化发展史角度，关照一下诸如文学、哲学、绘画、音乐、建筑、雕塑、科学等现代文化要素的勃兴，便不难发现，它们几乎都源于17—18世纪的彼得改革之后，受这一文化“交媾”的重大影响和促进。如19世纪以俄罗斯文学为典型特征的文化空前繁荣：小说、戏剧、诗歌上的古典主义、感伤主义、浪漫主义，特别是批判现实主义大行其世，形成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期”；而19世纪末文学的现代派潮流又促成了“白银时期”的到来。它们无一不是在西欧文学的启蒙与昭示下发展起来并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其他文化要素方面如音乐上的“狂飙突进”运动、“强力集团”，美术上的“自由画派”和“巡回画派”以及民俗风景画，哲学上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造型艺术上的写实现念等均在西文文化的强烈影响下获得长足发展，出现空前文化繁荣。文学批评家B.别林斯基有句名言：“俄国文学是移植过来的。”（注：见《俄国文学及外国评论》第141页， 苏联文学出版社，1974年）若拿这句话从更广泛的文化意义上形容俄罗斯文化，也并不过分。俄国文化的重大成就得之于俄国社会在整个17—18世纪与西欧先进文化圈进行的激烈交汇乃是不争的事实。俄国文化的第二次大规模“假晶”现象不但没有使俄国丧失自己的文化身份，反而在文化“交媾”中派生出真正绚丽的民族文化。当然俄国文化根基中的权威主义理念和集体主义的村社精神仍然深深影响、左右着俄国人的心灵，如19世纪中叶的斯拉夫派思潮及19世纪后半期的“民粹派”运动，甚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土壤派”理论都曾喧闹一时，但它们都无法阻止文化吸纳的有力进程。东斯拉夫肥沃、广袤的土地上在“地中海海洋文化”的雨露滋润下结出了丰硕的文明果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