匆匆译罢这本《清流传》，面对一堆还未誊正的译稿，笔者的心怎么也平静不下来。那段早已逝去并掩埋在我们的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和政治家们的种种“盖棺定论”之中的不寻常的晚清社会历史及其一宗宗动人心魄的事件、一个个风云际会的人物，不禁重又在我的脑海中活泛起来，是的，我甚至触到了那个时代那跳动着的脉搏！ 哦，清王朝的后半生，在辜鸿铭这位快被人们遗忘了大半个世纪的的贤人学者笔下（仅此一本小册子），像人短暂而又漫长的一生那样，在经历了诞生、成长、壮丽和辉煌之后，接着是衰老、生病、经过治疗部分康复而再身陷沉疴，再往下有个回光返照而弥留衰朽，直至寿终正寝，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走完了它全部的生命历程和心路历程。 于是，我脑子里先前从教科书和一些文艺作品中得来的有关晚清社会历史变迁的块状印象（看似条分缕晰实则突兀矛盾互不挨边），这回竟哗啦一下全给打通了。比如关于晚清政坛人物，我一直纳闷怎么净出腐败堕落、卖国求荣、阴毒变节的大坏蛋，也不知那么多大坏蛋何以竟会一个个先后登上了晚清政坛的权力宝座，一会儿是这个亲王那个亲王，怎么又冒出了曾国藩和李鸿章，这会儿还是康有为，转瞬间又出了个荣禄、袁世凯，真是只见城头变换大王旗，或来或去无踪迹……然而，我面前这么一本小册子，（可以说它有明显的局限乃至不少论述上的疏漏，而且远远算不得历史专著），却像一扇奇妙而不显眼的窗口，你只要轻轻地把它推开，喝，那晚清政坛的风云变幻，乃至于绵亘二百五十多年的清王朝的兴亡走势，便让你一饱眼福看得有些明白而心中有个子丑寅卯，甚至不由得你不感慨系之而思之再三。 于是，我不禁冒昧地浮想到—— 我们的史学家应当感到些不安了，因为他们对于那段历史写了那么多专著，得了那么多头衔，结果，实在地说，除了一堆毫无历史感的空泛结论，以及仅仅作为其注脚的干涩巴巴的现象描述之外，再没有给我们更多的东西…… 我们的文学家应当感到不安了，因为对于晚清以来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所发生的变故及其由此可能生发的拓展——尤其是心灵的拓展，精神境界的拓展，除了暴露、抱怨或走马灯似的概念图解，他们（就整体而言）也几乎再没有提供给我们更多的东西…… 我们的哲学家应当感到不安了，因为对于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及其观念的悉通融合及拓展的可能性、可行性，他们除了像政治家或国务活动家那样轮轴提倡着“弘扬”、“引进”或者“批判”、“坚持”、“发展”之外，实在没有告诉我们太多的东西…… 不过，若一味地这样想，这样苛求似乎又不很公平。不管什么“家”，都是生活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演化之中的。晚清以来的中国，西洋列强群盗纷至，我大好美丽中华，骤间沦为肥肉酒色任人宰割，于是救亡保种的严峻问题无情地摆在每一位爱国志士面前，形成了近代以来的典型社会心态。从忧思“亡国灭种”，到耽虑“球籍”，像梦魇一样，长期吸附在我们的史学家、文学家和哲学家的中枢神经上。为了挽救祖国的命运，为了振兴中华，也难怪他们大多只能在“中西取舍”（张之洞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始作俑者）的两股殊路同归的轨道上转圈圈。他们或希冀从传统的文化精神中弘扬出一条民族振兴之路，可是要从传统的精神文化中发展起强大的能与西方匹敌的物质力量又确乎相距甚远；于是，许多人转而期望通过借鉴、引进现代西方文化（尤其是物质文化）自辟振兴中华之道，可所谓西方文化是一个整体，良莠雅俗，优劣美丑并存，一旦真要全面引进其物质文化，那与之血肉相连的精神文化（包括那些很不合中国“口味”乃至“倒胃口”的东西）也将接踵而来。个人的生活延续是有限的，而我们的每一代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们能够全力用于文化事业上的生命活动（由于种种社会历史及个人原因）就更是有限，因而一个多世纪以来，他们中的大多数便一代一代地重复局限于“中西取舍”的轨道上兜圈子（当然也有高下优次之别），也就可以理解而不应苛求了。 而辜鸿铭，是一个例外，且就其一生而论还是一个不很成功的例外。所以，自其仙去至今半个多世纪了，除了作为怪癖名士的辜鸿铭，人们几乎已经把他给完全遗忘了。 然而，无论从什么意义上讲，辜鸿铭都是一个不该被遗忘的学者贤人。不说别的，仅就本世纪初他在西方社会的影响而言，就应当在近代文化史上大书一笔。他的影响要远远超过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甚至严复等人，可以说，他是近代唯一一位能在西方引起强烈共鸣，并受到广泛尊敬的中国人，他还是中国最早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人物。可遗憾的是，在论述近代文化的文章与论著中竟然连辜鸿铭的名字也不易见到。 也许，辜鸿铭是因为其政治观点相对保守、“落伍”，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而遭到世人反对和遗弃的。不错，他虽然长于西学却近似迷狂地热烈赞扬中国固有的文明之美及其道德价值，反对抛开中国传统而向西方学习的做法，这在近代中国救亡图存为第一要义的时代氛围里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宜乎受到批判抨击，一如徐桐、曾廉、文悌所受到的批判一样。但是，只要稍作分析，就会发现辜鸿铭与徐、曾、文仅仅是在反对西化的态度上相近，但其思维方式、思想观念与精神境界却完全不同。徐、曾、文作为顽固的封建官僚，夜郎自大，对西方因一无所知而本能地排斥。辜鸿铭则是基于其对东西文化及其社会生活方式的广泛了解，基于其对西方社会的伦理组织与文化精神之弊端的深透剖析，更重要的是基于其受西方浪漫诗人与保守主义思想家（如爱默生、阿诺尔德、卡莱尔等）的影响，两者有着根本的区别。如果说当初先进的知识分子出于对顽固派感情上的憎恶而把他们归为一类，那么，在“向西方学习”早已成为国是的今天，有没有必要重新对辜鸿铭其人作些具体的理论分辩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