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77(1999)03-0058-(05) 在20世纪的末期，社会主义的中国也选择了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激荡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人们再不因袭传统文化、习惯思维、现成道德来面对新的历史实践了，同时也不单靠搬来某种外来文化思想、知识、道德迎接历史的挑战。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促成我们选择市场经济制度呢？我们认为，一个社会的某个特定时期，有其特定的文化形态，这种特定的文化形态，实质上也决定或影响着这个社会所选择的经济制度。 一、艰难的探索与失败的反思，集结出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必须要有自己的一套独特的文化形态 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的铁蹄踏开了中国的大门。在国将不国时，一时上自帝王将相下至普通庶民都在寻找救亡图存之路。尽管人们的设想各有不同，但救亡图存却是近代中国文化开矿的轴线。 中国人从国亡家破之中总结出，“洋人”的强大是由于有“洋枪大炮，奇技淫巧”，于是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进而出现了“中西体用”之争，这一争论始终带有强烈的爱国主义倾向。倘需回答，唯一的答案便是民族独立，至于建立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则并不重要。这种论争从文化形态的角度考察，它不是学理性的争论，而是情绪化的争论。 几十年“洋务”与“顽固”之争，限于是不是要“师夷之长技”，目的是“制夷”，而且是限于统治阶层内部，系封建统治者上层之争。维新运动则不止限于“师夷之长技”和单纯的“制夷”，并且参加者多为非统治阶层的下层知识分子充当主角，带有明显的建立什么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色彩，从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主”、“科学”，都已涉及到了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变革，所谓“中西体用”之争早已烟消云散。 全盘西化或全盘保留中国传统，“西学为体”变成“中学为体”都实现不了中国人救亡图存的愿望，历史教训了中国人——必须回到中国现实中来，回到实际生活中来。“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这种创造性思想的转换，始于救亡图存，始于救国救民，始于使自己国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人对于实现国家现代化强烈而又紧迫，但外化仅是一种心理追求或趋向，走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走日本现代化模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都不中用了，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模式也以失败而终结。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只能探寻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但是，诸如计划经济，大跃进，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钢为纲，以粮为纲等等都是失败的。我们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是超越了时代本身的文化形态，从而也超越了现阶段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和水平。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曾经有过较为模糊的认识，如认为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相互竞争、没有企业倒闭、没有工人失业、没有饥饿寒冻，一切统一于国家的计划经济之下，手挽手、齐步走，人人一个色，个个一个样，实现如封建时代家长式的统治。个体的多样性，地区和各个单位生产的特殊性，一律被排斥在社会主义生产活动之外，因此，要取消商品生产，取消市场经济，必须有自己的一套独特的文化形态。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纲领，是我们历经磨难，以血泪为代价换来的理论。 二、不同的文化形态，将决定着不同的市场面貌，而市场经济的形成，正是特定文化形态作用的结果 不论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还是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分析市场经济运行的特征时，几乎都承袭了亚当·斯密以来的西方经济学传统，把活动在市场上的人看做是纯粹理性的“经济人”。然而，市场经济本身，实际上是特定的文化形态的一部分，在市场经济中从事资源配置活动的任何个人，都是特定的“文化载体”，也就是说他们是理性的“文化人”，不同的文化形态，将会决定着不同的市场面貌，从而也将决定着资源配置的效率。例如，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实两者便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前者便不会也不可能选择市场经济制度，后者则具备这种条件和可能。 为什么不同的文化形态便会造就不同的市场面貌呢？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不同文化素质的人，对于促进资源配置的效率是不一样的，道德、伦理、尊严、信仰等对人行为的约束，大大地提高了市场效率。当然，由意识形态及其相应的制度、组织、机构所造就出的文化形态，并不能完全消灭欺诈、逃避义务、抢劫和暗杀等纯粹理性的经济人行为，然而的确使这类行为发生的概率大大下降，并由此才保障了市场运作的秩序。显然，离开了这种文化形态，任何市场都会因为成本过分高昂而无法形成。因此，由文化形态，以及由文化形态所造成的“理性文化人”，既是市场建立的前提，又是“市场效率”存在和提高的根本原因所在。 但文化形态的创造者和组织者是人，一般来说，在评价人类社会进步方面有两种尺度：一种是“人”的尺度，另一种则是人创造的“物”的尺度，“人”的尺度主要以人为中心，具体表现为人的活动，本质外化的社会存在，生产方式等外在尺度和人的本性要求等内在尺度上，其实现的条件就是精神与物质的高度文明。“物”的尺度其实就是经济尺度，可以用商品、货币、财富加以确定和量化的尺度，把经济效益作为主体价值需求的首要目标，市场经济运行的结果是物质资料的极大丰富，社会财富的巨大增长。由此可见，既然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是“人”的尺度，那么我们评价一种经济体制是否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就必须首先分析其文化形态的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