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和科学的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题目。特别是因为文化是经济、政治的反映，在经济上、政治上都存在价值观或利益机制不尽相同的利益集团，反映到文化上就有不同的主张，就有不相同的，甚至十分对立的文化。至于科学所追求的是客观真理，而客观真理却只有一个。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虽然也会有不同的歧见，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不同的价值观，更为极端一点的是说“有用即真理”，或者说“道德准则是评价科学真理的最高标准”，但是，就科学工作者的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排斥这种“多元主义”的真理观的，因为实践将最终表明孰是孰非。在文化问题上，就比较复杂，甚而有一时是非难辨的情况。举一个例子，“岳飞爱国，秦桧误国”，似乎已是不易之论。然而，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汪伪统治的沦陷区的报纸上，却出现过相反的论调，说“岳飞误国、秦桧爱国”。明眼一看，就知道这是为汪伪集团制造“卖国有理”的舆论。近些年来，在人们的某些文章中，有为曾国藩翻案的，有为李鸿章翻案的，这一股风也刮到“岳飞与秦桧”之争问题上。理由是金朝是大清王朝的祖先，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因而这只是民族内部之争。其实，在同一民族内部战争问题上，仍然有侵略者和反侵略者的区别，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区别。谢天谢地，总算没有看到为汪精卫叛国翻案的文章，不论是海峡两岸，或是海内外华人的文化圈子，都没有出现这种怪论。 在文化问题上，将不可避免地奉行着多元主义，“一个主义”是行不通的。但这是不是在文化问题上，就没有什么正确和错误，就没有是非可言？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自然不能简单地对这种“是非不分，香臭不辨”的文化观表示苟同。但的确要看到文化问题的复杂性。 文化是一种很宽泛的观念，其中当然也包括科学知识的传播。譬如说，在建国初期，中央文化部就管过科学普及工作，并请了物理学家兼剧作家的丁西林教授任副部长。如果说科学知识的普及也是文化工作的一部分的话，就有所传播的知识是真科学，还是伪科学的问题。中世纪的罗马教廷曾经多次宣布过地球是不动的，因为那是上帝创造世界的结果。四百年前的伽里略宣称地球绕太阳而转动，因而被罗马教廷判为有罪。然而四百年后，罗马教廷就不得不公开为伽里略平反。所以，顽固如罗马教廷，也是不得不在真理面前低头的，其原因就在于：客观真理只有一个。 文化问题除涉及真的问题以外，还涉及善的问题，亦即价值取向的问题。当然还有更复杂的美的问题。“情人眼里出西施”，就是这种价值取向问题的一种表现。西施、王嫱、都是古代著名的美人，也许是有目共睹吧。所以，在美的问题上，也有一种“客观性”，亦即“人所共见”。但是，从“情人”的眼睛看来，某些人就比西施还美，至少也是一种美。所以，美的问题，就既包含着客观性，也不可避免地包含着某些主体性，因为在多元利益集团的社会中，总不免有多元的价值观。 在文化问题上，在“多元”价值的冲击之下，是不是就没有是非可分，没有黑白可言？需要看到的是，文化总是和一定人群相对应的，孤家寡人的癖好，就不成其为文化，酒文化，茶文化，是因为有一群评酒赏茶的人有共同兴趣。学者们钻到“象牙之塔”以内，那是只有这一小群能钻进象牙之塔的人群，才能相互理解的。所以，从我来看，文化当离不开知识，离不开对四周事物的反映，但必须有一群人，有共同爱好，才形成文化，也就是说，文化要以一定的群众性为前提。 人们可以有“小圈子”里的文化。但是，更能引起人们广泛兴趣的，当然是“大圈子”里的文化。有人说，最好是什么全民的文化，世界性的文化。可惜的是，利益观或价值观相同一的“全民”或“全世界”，并不存在。 在当今中国，真正能影响所及的文化，恐怕还只是限于“华人”的范围，因为这毕竟同属于炎黄子孙，或同属于中华民族，有一种民族的认同感。在海峡两岸，虽然“政见”有所不同，但这种文化的认同感仍然存在。文化是离不开其表现形式的。文化上的认同感，首先是共同的民族形式，共同的民族的心理状态。“政见”的区别，并不能取消这种文化上的一致性，当然，事情也有另一面，因为有人想制造这种民族文化的分裂。 在文化问题上，我是赞成有是非之分，黑白之辨的。因为这里有一个多数人和少数人的“是非之分，黑白之辨”。为什么有各种各样的翻案文章，惟独没有见到为汪精卫翻案？原因就在于抗日战争确是全民族的战争，“中华民族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作为民族罪人的汪精卫，就只好像秦桧一样，跪在那里，向国人谢罪。 所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文化，如十五大政治报告所指出的，就是要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里需要进一步讨论的，为什么在社会主义文化的问题上，还要加上“科学的”形容词？这首先是因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是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科学体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所以，“要引导人们树立科学精神，掌握科学方法”，“消除愚昧，反对封建迷信活动”，“增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 江泽民曾多次说到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崇高的思想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这里将“科学的理论武装人”放在首要的地位，这不是偶然的。因为虽然有“为人民服务”的志趣，“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理想，但是内容、方法、态度不科学，那末结果是事与愿违。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上，这类历史教训是很多很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