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8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677（1999）03-0023－（05） 在古往今来的中外历史上，无数英雄伟人的丰功伟绩令世人叹服。但是，从来没有一个英雄伟人能像周恩来那样，站在崇高人格的巅峰，为后世立起一块光辉的人格丰碑。 这种崇高人格的构建，当然离不开周恩来对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的执著追求以及他对自身的严格要求，然而，它更是中国几千年优秀的传统文化对周恩来熏陶和育化的结果，可以说，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周恩来崇高人格的根。这正好印证了尼克松在评价周恩来时所说的那句话：“历史浅薄的美国不可能产生这样的人。”[1] 一、传统文化对周恩来的熏陶 1898年，周恩来出生在古城淮安一个没落的官宦家庭。在这个传统的士大夫家庭里，周恩来从小就受到了传统文化浓郁的熏陶。 首先，三位母亲的抚养、教育，对周恩来性格、品德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周恩来的生母万氏粗通文墨、性格开朗、明晓事理，她精明果断的办事能力和宽容厚道的品德深深影响了周恩来。与万氏不同，周恩来的嗣母陈氏性情温和、聪颖细致，有较高的文学艺术修养。她教周恩来识字、背唐诗宋词，并常常给他讲韩信、梁红玉、岳飞、关天培等历代忠良的故事，陶冶了周恩来好静、好学、仁慈、礼让、重仁义的品性，使周恩来幼小的心灵受到了传统文化中关于爱国主义、品行操节的教益和启迪。周恩来的第三位母亲是乳母蒋江氏，这位劳动妇女质朴、大公无私以及热爱劳动的品德感染了年幼的周恩来。尽管三位母亲的出身、性格、教养和内涵各不相同，但她们的性格、品德中都沉淀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这对周恩来的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 其次，由于周恩来是家中的长子长孙，加之家道艰辛，培养和磨炼出了周恩来坚强、忍耐、勤劳的品格 按照中国的传统，长子长孙对家庭即有非凡的责任，出生在传统士大夫家庭的周恩来正好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在周恩来9岁那年， 生母和嗣母相继过世，生父能力较差且长期在外谋生，年幼的周恩来便过早负起了家庭的责任。封建家庭严格的伦理道德规范，一方面令周恩来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又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了他温和、谦恭、忍辱负重、彬彬有礼的品德。同时，失去亲人的痛苦使他强烈地渴望安定、和谐，从而使他从重道德情感走向重群体义务，并因此而宽容大度、善于调和。 再次，周恩来从小熟读诸子百家，阅读了大量的古代典籍，这使得儒家的入世、忧患、道德自律与完善，道家的超脱、虚怀、达观，墨家的勤劳和为群体献身的精神，纵横家的机智、才敏，法家的严谨、务实都渗透进了周恩来的精神气质中，影响了他的一生 12岁那年，周恩来告别了故乡淮安，进入奉天第六两等小学堂学习。在这所新式学堂里，周恩来认真刻苦、成绩优良。课余他常常阅读《史记》、《汉书》、《离骚》等书，中华民族传统的忧患意识在他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使他迸发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爱国主义思想。 15岁时，周恩来考入南开学校中学部学习。南开学校虽是依照欧美近代教育制度建成，但它仍十分强调中国传统文化所主张的个人道德的完善。学校纪律十分严格，学生外表必须整洁，举止必须有礼貌，不允许有任何放荡行为。在南开就学期间，周恩来对人生理想、道德进行认真的思索，写了不少文章，如《诚能动物论》、《尚志论》等，其间随处可见中国传统的关于人生哲学、价值取向、道德修养的思想精髓。同时，周恩来开始注重在实践中磨炼自己，培养自己重群体义务、敦厚谦和、节俭朴实的优良品德。经过反复的思考、总结和不断的磨炼，周恩来初步形成他的人生观，而这种人生观则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形成的。 此后，周恩来经历了东渡日本、五四运动、求学欧洲、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逐渐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革命者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汲取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的指导下，周恩来不断完善自身的道德修养，锤炼自己的品德，最后形成了崇高、伟大的人格。 二、传统文化精神在周恩来崇高人格中的体现 （一）浓厚的忧患意识和鞠躬尽瘁的公仆精神 中国传统士大夫向来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并甘心为国家和民族鞠躬尽瘁，奉献自身。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曾周游列国以匡正天下；战国时，屈原因济世报国理想破灭而投入汩罗江；三国时，诸葛亮为国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宋代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明清之际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受到这种优良传统的影响，周恩来自小就具备了浓厚的忧患意识。读小学时，他响亮地提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中学时，目睹严重的民族危机，周恩来的忧患意识日益加深，挥毫写下了《中国现时之危机》一文。这种忧国忧民的思想驱使周恩来走上了革命道路，并促使他为国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耗尽了心血。 不管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年代，周恩来始终把国家和民族利益放在首位，自己的生死、荣辱、苦乐则完全置之度外。在革命战争时期，他冒着生命危险，坚持与敌人周旋、斗争。建国后，他为国家大事日夜操劳、呕心沥血，致使疾病缠身，然而，即使在临终前的那段日子里，他还心忧国事，在病榻上工作。他清廉俭朴，堪称世界上最平民化的总理；他自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在文革中力挽狂澜；他功高不居，官而不显，劳而无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