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学典籍即兵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兵书及传统文化的概念已广为人知，那么，什么是本文所及的中国传统军事文化呢？笔者以为，是上古至明清期间体现于军事思想、军事制度、战争指挥等方面兵学积淀之大成。它主要蕴含于兵书中。透过这些兵学典籍，我们不但可以了解传统军事文化的苦干特征，而且也会加深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本文试从四个方面探讨一下相关问题。 一、“向后看”的著述传统 中国古代的兵书号称4000部，存世者也近500部。 （注：参见王显臣等：《中国古代兵书杂谈》第2页，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3月版。）这些光彩夺目的兵学瑰宝诚然是我们民族的骄傲，但仔细比较一下又略觉美中不足，那就是这些兵书在创造性方面给人以古厚今薄、“头重脚轻”的感觉。 中国古代兵书以《武经七书》为代表，七部兵书皆成书于唐、宋以前，绝大部分成书于秦汉以前，其中成书于春秋、战国者至少有四部。《武经七书》中以成书最早的《孙子兵法》成就最大，在中国古代兵书中堪称典范。这些就决定了古代兵书的二大总体特征：第一，“向后看”的著述传统。儒家经书产生以后，传、笺、注、疏、正义等十分发达。受此影响，古代兵学中也多少存在向后看的著述趋势，宋代将七部兵书定为武经之举本身就反映了这一点，况且古人仅为《孙子兵法》作注者就达200余家。第二，与前一特征相关， 秦汉以后的兵书创造性略显不足。明人茅元仪总结说：“前孙子者，孙子不能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常胜将军戚继光乃一代名将，而时人认为其成功之处在于善用古代兵法指导战争（言外之意不在于创造）。（注：〔明〕何良臣：《陈纪》卷四，《风雨雪雾之战》；卷一，《募选》。）事实上，先秦以后的军事家大多如此。 为什么先秦以后的兵书创造性会有所下降呢？主要是环境发生了变化。在学术方面，先秦以后百家争鸣的局面已一去不复返了，儒家哲学长期统治学术界，其“向后看”的经学思维模式影响至深。在这种氛围下，军事理论家的创造性势必受到限制。在政治方面，封建皇权专制一代胜过一代，与此相关重文轻武之风渐趋加强：在先秦，正气浩然的豪侠之士屡见不鲜；至汉代，尚武精神亦有所减弱，但也出现了像班超那样的投笔从戎之举；唐代虽比不上秦汉，但仍有边塞诗人的豪迈；宋代以后，弃文从武之士则凤毛麟角。这种政治环境以及社会崇尚的变化，势必对军事文化产生一定影响，以至有人发出了东汉以后“为无兵的文化”之感叹。（注：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164 页引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在军事方面，先秦以后群雄争斗的持续和激烈程度难以同东周相比，这也是先秦以后难以产生像孙武那样大军事家的重要原因。时事造就英雄的同时也需要英雄。造就英雄的表现之一是诱发英雄的灵感，而需要英雄的主要体现是为英雄提供历史舞台。如果“时势”和“舞台”有限，那么英雄灵感的产生也会受到影响。由于秦朝以前和以后诸多环境的变化，致使同一地区军事文化的基础前后不同。同样在山东，先秦时期将星倍出，几乎不绝如缕；后来则大为逊色，只是三国和明代分别产生了诸葛亮和戚继光。 二、以人为核心的军事地理观 军事地理主要是探讨地理与军事的关系，即不同的地域为军事提供了哪些有利和不利的因素。这些因素当包括地形、民风等诸多方面。 中国古代的军事家对军事地理非常重视。孙子云：“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注：《孙子兵法·地形》。）《太白阴经》称，“秦人劲，晋人刚，吴人怯，蜀人懦，齐人多诈，越人浇薄，海岱之人壮，崆峒之人武，燕赵之人锐，汧陇之人勇，韩魏之人厚”。（注：〔唐〕李筌：《太白阴经·人无勇怯》。）前者明确提出地形对战争很有帮助，而后者也旨在强调与地域有关的民风勇怯对军事的影响。古人对军事地理的重视值得我们深思。 其实历史上有些问题如果从军事地理的角度加以解释，会令人得到有益的启发。试看下列事实。 第一，许多王朝末年的大起义都发源于北方，秦、东汉、隋、唐、北宋以及明朝无不如此。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以明朝为例，笔者以为其大起义首起于陕西的原因主要有四点。其一，明朝与蒙古在陕西的军事对峙，致使该省的矛盾日积月累，危机四伏。其二，当明末陕西发生灾荒的时候，明廷不但无力赈济，反而于该地加派“辽饷”、拖欠月粮，以集中财力确保蓟、辽，对付后金，终将陕西兵、民逼上梁山。其三，陕西地产良马，民风剽悍，起义军战斗力较强。其四，陕西乃形胜之地，函崤之固对起义军的生存和发展起了一定积极作用。结果，大起义推翻了明王朝。 第二，历次南北对峙的局面往往以北方打败南方并统一全国而告终。元末的朱元璋貌似由南而北统一全国，殊不知出身淮西的朱元璋，此前恰是经历了一段由北（濠州，今安徽凤阳）南进（应天，今江苏南京）的过程。何以历史上多由北方统一南方呢？以颇具典型的三国时期为例，魏晋统一全国的原因除了经济雄厚、地盘广大等因素外，在军事地理方面别具优势：北方民风剽悍；魏晋军政人才后继有人，曹操父子、司马氏父子以及邓艾等，基本能形成梯队（蜀汉明显后继乏人）；曹魏实行士家制，将无私兵，中央集权强大（孙吴则将领皆私其兵，中央集权及综合国防力量受限）。 第三，兵家之争有得有失，在有些情况下军事地理甚至起决定作用。如曹魏之失却汉中及蜀汉之荆襄不保，很大程度上乃鞭长莫及所致。 以上探讨表明，古代军事家重视军事地理的观点是很有道理的。然而他们的论述并不到此为止，在肯定军事地理作用的同时，古代兵书的作者更强调人的重要性。早在战国时期孟子便提出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名言（《孟子》虽非兵书但杂有军事内容）。《太白阴经》的作者在列举了各地民风勇怯之后指出，勇怯虽与地域有关，然“勇怯在谋”（注：〔唐〕李筌：《太白阴经·人无勇怯》。）。明末清初的顾祖禹，在东南之财富与西北之甲兵并可争雄于天下的论断基础上，更有其一鸣惊人之语：“金城汤池若守不得人尚不及蝼蛄之丘”（注：《读史方舆纪要·总叙二》。）。不仅军事理论家等重视人的作用，有作为的政治家也不忘付诸实施。如边塞长城之险，汉代以赵充国守之，明则以戚继光镇守，二人都以善战闻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