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全球经济一体化已呈不可阻挡之势，跨国公司日趋增多，跨国界的计算机网络和信息高速公路，使电视、电话、计算机连成一体将世界变成一个地球村，瞬息之间就有大量的信息在全球传递，大大促进了各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之间的交流。“在这种完全消除了距离和隔阂的大规模交流中，不要说价值之类的东西，就连语言都会趋同。”（注：王小东《信息时代的世界地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6页。）阿拉伯数字在汉语中生根，“卡拉OK”进入《现代汉语词典》，乃至“酷”（cool）成为年轻人的口头语，都是语言趋同的明证。与此同时，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也在日益加快。Axel Kahn说， 在今天这个世界中，文化方面越来越国际化和趋同化了。人们对于全人类共同创造的文化中进步的东西，认同感越来越强烈。然而，全球化或趋同决不是一家独霸天下，而应该是各家互相包容理解。在全球多元文化的激烈交流冲突中，每一个民族不仅要能包容理解其他民族的文化，而且要努力保持自己的文化特性。奈斯比说：“我们越是全球化并在经济上相互依存，我们就越是做着符合人性的事情；我们越是承认我们的特性，我们越想紧紧依靠我们的语言，越想紧紧抓住我们的根和文化。”如果一个民族失去了自己的文化传统，那就意味着这个民族的消亡。技术越盛行，我们越要奋力掌握我们在音乐、舞蹈、语言、艺术和历史方面的文化遗产。中华民族要使自己的民族精神得以保持和发扬，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除了要加强国民的文化素质教育外，还应该重视对外宣传，加强对外翻译。 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历史，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我们曾通过丝绸之路，马可波罗来访和郑和下西洋把中国文化传到西方和其他国家。但我们并不善于宣传自己，在鸦片战争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是闭关自守，自给自足，很少与外界来往。“自明清以降至近代，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西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主要是根据西方传教士翻译的儒家著作和他们写的游记、报告。但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他们很难完全把握儒家经典的精髓。”（注：林金水《福建对外文化交流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55页。 ）有些西方人是带着偏见来看待中国的事物。例如前《纽约时报》北京分社主任包德福（Fox Butterfield ）写的一部题为《中国——苦海余生》（China Alive in the Bitter Sea）的书， 就是带着有色眼镜去观察中国事物的。正如王小东先生在《信息时代的世界地图》中指出，“西方主流新闻在世界范围内塑造了一个妖魔化的中国形象。这使得中国在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上的生存环境变得有些险恶。”他认为对付这种信息围剿的最好办法就是“把门开得更大，让外部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我以为，光把门开大还不够。我们应该主动出击，纠正别人不正确的介绍和宣传，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据说日本人翻译的《拉贝日记》中就对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南京大屠杀的罪行进行删节，如果我们不主动把南京大屠杀的真相翻译介绍出去，又怎么能让世界了解侵华日军的滔天罪行。中国有许多东西是被日本人带走，由他们传入西方并垄断了市场。豆腐，发源于中国，可是，tofu（〔Jap〈Chindòufu〕陆谷孙 《英汉大词典》）这个词却是由日语进入英语。现代西方人爱吃豆腐，大都以为是日本的发明。又如“盆景”，原是中国的艺术，可是今天外国人欣赏bonsai（〔Jap.日语汉字：盆栽〕陆谷孙《英汉大词典》）时，都以为是日本的艺术。猕猴桃原是福建的土产水果，新西兰人引种后取一个土著名字叫“kiwi fruit”，出口到中国叫“奇异果”。这说明，不论从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考虑，中国要保护自己的利益，要在经济全球化的激烈竞争中获得成功，就必须主动对外宣传自己，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而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不加强对外翻译工作。 翻译界有人认为中译外是外国人的事，因为根据国外的翻译理论，一般认为从外语译入母语比较有把握。世界译坛也是以外语译成母语为主流。当今世界，英语已经是国际最通用的语言，因特网上80%的信息是用英文传播的。如果各国都只能把英语译成母语，而不能把母语译成英语，那么势必有一天英美文化要主宰这个世界。胡文仲教授认为，我们不能再把英语仅仅看成是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国家的语言， 应该把它看成是一种国际语言。 （注：见《光明日报》1998年11月25日。）既然是国际语言，那就不是英美等国家的专利。各国都可以用英语作为载体来交流信息，传播文化。更何况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光靠外国人来传播是不行的。汪榕培教授认为，“中国古典名著的英译本，多数是由英美译者完成的。他们的英文通顺流畅，但是由于中国古典名著的内涵博大精深，社会文化内涵丰富，西方译者往往抓不住原著的精髓，误译的地方较多。许多按字面意义翻译的“直译”使西方读者不知所云，许多未识中国传统文化真面目的“意译”又使西方读者不得原旨。”我们最近在帮助校订“英国议会文件”的译稿时发现，孔子《论语·季氏》中的“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被外国人译为“The grandson of Li was always in dread ， ifnot of Chuan ，then he was in dread of Hsiao Chiang。 ”而中文译者既没有看出外国人的错误，也没认真查对中文原文，就把这段英文译为“李某的孙子经常畏惧不前，后来他怕小强。”叫人看了莫名其妙。因此，汪教授认为，“把中国传统文化以准确真实的本来面貌推向世界，反映当代中国学者对传统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这一任务理所当然地落到中国译者的身上。” 事实上，不仅中国古典名著的翻译不能靠外国人，在全球经济和文化的激烈竞争中，我们还有大量对外实用翻译更是不能靠外国人来完成。我们要把自己的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就必须靠自己来翻译介绍。由于翻译质量差，介绍太简单，而使我们在经济方面吃亏的例子很多。叶水夫同志指出，“我国对外出口商品的外文说明，许多译文质量低劣，从而影响了海外销售；我国许多名胜古迹和旅游景点介绍、路牌、标语和各类广告的译文错误百出，贻笑大方；我国翻译出版的外宣品，尽管印刷和装潢有所改进，但外文翻译质量低，差错率高，影响了外宣效果。”如果说物质是文化传播的先锋，那么我们的产品无法打入国际市场，也就很难使我们的文化得以传播。英语的普及给英美等发达国家产品占领国际市场创造了便利条件。可口可乐、麦当劳充斥我们市场的同时，也带来了美国的文化。香港影星成龙最近在接受美国《时代周刊》记者采访时感叹说，“乔丹鞋、可口可乐、热狗——大家都要美国货。我们香港再也没有自己的文化了。”（Time Oct.19,1998）我们并不排斥外来的文化，也可以接受英语作为国际语言，但是我们决不能丧失自己的文化，也不能容忍英美文化主宰世界。因此，提高对外翻译的质量，增强我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的竞争力，也是中国翻译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