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但近代史上全方位的中西文化交流,似应从15世纪中叶葡萄牙人租居澳门始。此后,中西方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渐渐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频繁交往。本文旨在探索16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1553—1840年)以澳门为桥梁的中西文化交流。(注:这里所说文化交流是狭义的文化,即通常所说的哲学、科学、技术、文学、艺术、语言、音乐、宗教等。) 一、传教士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沟通角色 贸易的航道同样是文化交流的通道。自从1553年,葡萄牙人进入和以后租居澳门之后,很快开辟了澳门——果阿——里斯本、澳门——马尼拉——墨西哥、澳门——长崎三条国际贸易航线进行全球性的大三角贸易。于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早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纷纷来到澳门贸易经商,赢利发财。 与此同时,欧洲的传教士也随着商船纷至沓来地到中国进行传教活动,而宗教乃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早期西方国家传教士到中国传教,当然也构成了文化交流的一部分内容,而传教士亦扮演了沟通文化交流的角色,特别是耶稣会士和基督教(新教)的传教士更起到了突出的作用。 基督教三大教派传入中国的时间各不相同。在其尚未分裂之前,曾两次传至中国。第一次是唐代贞观九年(635年), 由基督教聂斯院脱派(Nestorians)主教、叙利亚人阿罗本(Olopen)传入新疆,唐朝人称之为景教,至会昌五年(845年)便消声匿迹了。 第二次是元朝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由罗马教廷方济各会修士约翰·孟特·高维诺(John Mont Govino)传入中国,并在北京、泉州等地建立教堂。当时蒙古人称之为“也里可温教”(Arcoum)。以后,第三次,则是分裂后的基督教三大教派中的天主教于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东正教于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和基督教(新教)于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传入中国,并延续至近现代。 (一)耶稣会士率先经澳门入中国传教 16世纪中叶基督教分裂为三派后,为了挽救罗马教皇的危机,西班牙人依纳爵·罗耀拉(Ignatins de loyola)于1534年8月15日, 在法国与西班牙贵族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等七人组织了一个旨在向新航路经过的国家和地区寻求新教区的传教团体,名曰耶稣会(Jesuitas,Jesuit)。1540年9月27日,罗马教皇保罗三世颁布命令,正式批准耶稣会成立。次年的4月13日,任命罗耀拉为第一任总会长。 他非常积极支持耶稣会传教士到东方传播天主教。时适葡萄牙国王约翰三世(John Ⅲ)向教皇申请委派传教士与新任果阿总督同行, 于是教皇将此事委托于罗耀拉。罗氏即派沙勿略为“教廷远东使节”随总督同去果阿。他于1541年7月由里斯本出发,次年5月6日到达果阿。1542年,沙勿略由果阿去马六甲,后又在日本逃犯安日禄(Anjiro)陪同下,于1549年8月15到达日本沿海的鹿儿岛商埠。 但当看到日本很多人信奉佛教时,他认为要在日本传教的法子就是先去“感化”中国人,因为中国是日本文化和思想的策源地。他回到果阿后,向葡萄牙国王提出到中国传教的计划,获得批准后,于1552年4月14日离开果阿前往中国。8月到广东省台山县的上川岛曾设法与中国商人联系,希望他们能够带他到广州传教,费了不少周折仍遭到拒绝。后来,他花了200 元钱雇了一只小船,企图秘密驶入广州,也未能如愿。到了12月2日晚上, 他突然患疟疾病,发高烧不退,终于12月3日躺在一块大石头上死去了。 一个曾经到过果阿公学读书的名叫安多尼的中国人为他料理后事,将其尸体运往果阿埋葬。后来天主教教士称他为“远东开教之元勋”。 1553年葡萄牙人进入和租居澳门之后,耶稣会士纷纷随商船前来澳门传播天主教。 第一个来澳门传教的耶稣会士是公匝勒斯(GregoroGonzales), 他和耶稣会士伯莱笃(Melchior Nunez Barreto )于1555年7月20日到达三年前沙勿略到过的上川岛。8月到11月中旬,当伯莱笃两次进入广州,企图去援救被广东政府视为“奸细”而抓起来耶稣会士布利道(Matthien de britto)等二人时,公匝勒斯自动从上川岛移居澳门进行传教。1561—1563年,在日本养老的神父巴尔达·撒加高(Balthasar Zagago)、狄野高·贝勒拉(Diego Pereira)、 方济各·贝勒兹(Francois Perez)、代宰拉(Emmanuel teixeira )和平托(F·Andre Pinto)等相继来到澳门传教。并征得广东地方政府的允准,在今圣安多尼教堂附近处用稻草盖起一间名曰天主教之圣母堂的小教堂,作为传播天主教的场所。至1563年,澳门至少有八名耶稣会士进行传教,发展教友600多人。当时在澳门进教的中国人有两种, 一种是澳门的居民直接进教,一种是广东各县的人每年一次赴澳门进教。家居澳门的教友,有改穿洋服,改用葡名者。可见天主教在澳门影响至深。眼见天主教在澳门传教业已开展了, 教宗庇护五世于1566 年任命卡内罗(Melchior Carneiro)为澳门主教,后者于1568年5月抵达澳门。当时澳门还未建立教区,所以卡内罗不能在职衔上称为澳门教区的第一任主教,但实际上已执行第一位主教的职务了。因为卡内罗主教到澳门任职,公匝勒斯即被马六甲主教召回马六甲,被派到摩洛哥群岛去视察教务。所以,卡内罗应该说是公开以主教身份到澳门传教的第一位主持人。 卡内罗到澳门任主教后,从1562年开始, 陆续修建仁慈堂(Santa Casa da Misericordia)辣匝禄麻疯院(Hospital de Lazaro), 和拉法医院(Hospital de Rafael,又称白马行医院),以收容弃婴孤儿、替人治病为手段,号召和劝诱澳门华人居民信奉天主教。 同时于1569年在澳门建立第一个正式天主教堂圣望德堂(Igreja de sāo Lazaro)进行传教活动。从此,澳门遂成为天主教在远东的驻地。在卡内罗在澳门传播天主教取得顺利进展的情况下, 教宗格雷高利十三世(Gregorius Ⅷ)即于1576年1月23日,承葡萄牙国王士巴斯梯亚斯的请求,颁布诏令:正式成立澳门教区,负责管理中国、日本和越南的天主教传教事务,受印度果阿教宗管辖。到1588年,因日本单独设立教区而脱离澳门地区,1618年,耶稣会总会会长委特尔斯奇(Vitelleschi )即将澳门教区隶属罗马耶稣会直接管辖。在设立澳门教区的同时,教宗正式任命远居里斯本的费基拉(Diogo Nunes Figuira )神父为澳门教区的第一任主教。但因费神父坚决推辞任职,卡内罗即以署理主教身份继续主持管理澳门教区的教务工作。由于建立了澳门教区,耶稣会士来澳门传教者更是络绎不绝。其他教会的教士也接踵而来。 方济各会士于1579年来澳门;奥斯定会士于1586年来澳门,多明我会士于1587 年来澳门传教,并不断兴建教堂如圣望德(1569年)、圣老楞佐堂(1558 —1560年)、圣方济各堂(1579年)、圣保禄堂(1582年)、 圣多明我堂(1587年)、圣安多尼堂(1608年)、圣嘉勒修院教堂(1633年)等,作为传教的场所。其中以望德堂、老楞佐堂和安多尼堂最著名,至今仍称为澳门三大古教堂。随着教堂的兴建和传教活动的开展,澳门居民信仰天主教者与日俱增,至明朝的最后一年(1644年), 已有天主教徒4万多人。这表明澳门已经成为天主教传教卓有成效的基地,和天主教在远东活动的中枢。不过,耶稣会士并不满足于澳门传教,而是要以澳门为基地进入中国内地开展更广泛的传教活动。鉴于贝勒兹等耶稣会士因为不懂中国语言不能进入内地传教的教训,耶稣会决定派遣懂得中国语言的意大利会士范礼安(Alexandre Valigna)为远东教务视察员, 带领41位新会士(其中有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但以西班牙人居多)于1578年7月到达澳门视察。他在澳门住了9个月之后,写信给耶稣会总会长,说:要打通进入中国传教的道路,必须改变目前在其他国家所采取的办法。最重要的条件是耶稣会士会读、会写、会讲中国话,并尽量熟习中国的礼仪和民情。同时,他认为要进入中国内地传教,必须另派一批新的有中文基础的会士来中国传教。他还写信给驻果阿的耶稣会籍省长,积极推荐主张用中国语言文字在中国传教的意大利会士罗明坚(Michel Ruggieri)来到澳门和中国内地传教。 罗明坚即于1579年7月22日抵达澳门。当时他听说到10 多年前明朝澳门官员拒绝贝勒兹入中国内地传教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