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澳门的回归已进入倒数阶段，面对这个即将来临的重大历史时刻，澳门人的心情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当然是澳门终于可以回归祖国的怀抱，忧的却是过渡期里的许多问题尚未能具体解决。在政权交接方面，诸如公务员本地化、中文的官方地位、现存法律的整理和翻译、甚至土生葡人的国籍等问题，仍存在很多未明朗的因素；至于经济方面，工业正值痛苦的转型期，疲弱的地产市场有待解救，澳门作为中国第二个自由港的基础设施亦急须改善……这些问题，对于澳门的前途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必须妥善地策划解决的方法。不过，澳门要开创美好的前景，除了必须突破现时的政经瓶颈外，亦不可忽视对澳门固有文化的保留与发展。 众所周知，澳门是弹丸之地，人口稀少，资源匮乏，是一个典型的对外高度倚赖的经济体系，她在金融及商业方面不可能与香港竞争；而在人力资源及市场规模方面，亦无法与中国其他城市比较。澳门于70年代欣欣向荣的劳动力密集型工业到80、90年代便渐趋衰落，于是经济学家及专家们开始另谋出路，试图为澳门重新定位，指出澳门除了是一座赌城之外，还可发展成为珠江三角洲西部地区的一个战略枢纽。他们认为当澳门能在信息、通讯、交通、金融、技术及管理经验等方面提升到国际水平，便可吸引更多的外来投资者和游客。 专家们描绘的蓝图虽然美丽，但却有舍本逐末之虞。即使现时澳门国际机场的运作日上轨道，联接中国大陆腹地的铁路及高速公路已开始修筑，深水港的建成亦指日可待，但是，澳门在完成这些基本建设后，能否成为一个区域性的战略枢纽呢？答案仍是否定的。因为文化特征才是一个国家、地区或城市的魅力所在，城市的基础设施如果不配合其特有的“上层建筑”，充其量只是一具失去灵魂的躯壳。作为一座城市，如果澳门只追求基本建设（即硬件）的现代化，而忽略对文化特征（即软件）的保护与改善，那么本身的特质就会逐渐消散，最终与中国其他沿海城市同化。更大的问题是，澳门若丧失了本身的文化特征，势必轻易地沦为强邻珠海的附属物。这绝非危言耸听，澳珠关系是无法与港深关系相提并论的，因为相对于深圳，香港在经济及财政上均处于强势，港深两地互动的结果只能是使深圳变得“香港化”；而澳珠关系则刚好相反，珠海不论面积、人口及资源都远比澳门优胜，两地之间一旦消除了边境障碍，澳门势必日渐“珠海化”，那时，在澳门实行“一国两制”的构想将完全失去意义。 因此，澳门极需全力保护本身的文化特征。而《中葡联合声明》及《澳门基本法》亦为此奠定了法理基础。但是，现在若不积极落实具体措施以保护澳门的文化特征，有关的法律保障就只会流于形式。与邻近城市（包括香港）相比，澳门实在是地小势弱，只有在历史文化背景方面能够占有优势，因此，1999年后，澳门应继续强化本身在长达四个半世纪的东西文化交流之中形成的文化纽带，才有望在“强邻环伺”的情况下成功开发其他中国城市所无从竞逐的发展空间，以期进一步发展为一个能服务于中国及其他地区（尤其是联系欧洲及拉丁语系国家）的战略枢纽，在下一世纪发挥出独特的中介作用，为中华民族作出更大的贡献。 二、澳门的文化特征 澳门和广州是中国由明朝以来最早对外开放的两个港口，其中澳门的地位尤其特殊，因为她被中国朝廷划定为西方人在华居住的唯一地方，必须向中国朝廷交税。明、清两代均指定葡萄牙人及其他西方国家人士只能利用澳门作为他们进入广州进行贸易的基地，而不可在广州居留，由此可见，澳门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完全开放”的经济文化特区。 因此，在16、17世纪，澳门得以成为连接东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据点，贸易网络北至日本，东经马尼拉到墨西哥和南美洲，南到印度支那和南洋各地，西经印度和非洲东西岸至大西洋和地中海，是继郑和下西洋100年后，东西方的贸易合作真正得到开发扩展、取得更大突破的重要时期。随着转口贸易的繁荣鼎盛，来往澳门的西方人士愈来愈多，澳门亦成为了天主教教廷在远东的传教中心，传教活动更进一步带动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深层发展。创办于约4世纪前的澳门圣保禄学院，虽然以传播宗教作为学习宗旨，但却是在东方建立的第一所西方式大学。耶稣会士从西方到圣保禄学院来学习中国语言、风俗习惯及中国文化，也学习日本的语言、风俗习惯及其他东方文化，因此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汉学家。另一方面，该所学院亦录取中国学生修读拉丁文及研究西方文化，造就了中国第一代精通西方文明的专家。这些中西学者，包括耶稣会士和中国的有识之士，例如西方的利玛窦、汤若望、南环仁等神父及中国学者徐光启、李之藻、梅文鼎、何国栋、吴历等等，正是带动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者。在他们的努力绎译和推介下，中国人首次接触到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建筑学、医学、军械学、音乐、绘书等西方科技和文化艺术，而中国的哲学、医学、绘书、茶道、瓷器、漆器以及许多其他的文化精粹亦被推广到西方。 这个广袤而深远的文化交流对东西方社会的冲动都十分巨大，以致分别导致重大的社会变革。在西方，上述的交流失去了启蒙运动，使法国、德国及意大利的社会革命走向巅峰，并开创了富有东方特色的洛可可新艺术风格。另一方面，西方科技文化和思想之传入亦改写了中国的近代史。中国近代的风云人物，如太平天国农民领袖洪秀全、对抗贩卖鸦片的民族英雄林则徐、策划中国自强运动的魏源、提倡重商和对外开放的郑观应、以及中华民国的始创人孙中山先生……所有这些杰出的领袖都是透过澳门得到接触外国思潮的机会。在消化这些外来的“精神食粮”后，以改革社会为宗旨的新思潮，开始在中国及日本土壤上萌芽和蔓延，动摇了几千年单一而封闭的东方传统文化架构，同时亦揭开了多元化及开放的新纪元的序幕，推动了东西方在文化、科学、技术及教育等领域上的新跃进。总而言之，澳门虽小，但却曾对中国的现代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