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二帝同为“华夏始祖”，海内外华人都是“炎黄子孙”。然而，炎黄子孙对炎黄二帝的尊崇程度却明显不同。中国“史学之父”司马迁在《史记》中尊黄帝为五帝之首，称赞其“法天则地，四圣遵序”（注：《史记·太史公自序》。），而对炎帝却未专门记述。这种“史从黄帝始”的正统史观，在中国盛行两千多年而不衰，以至于中国人谈起自己的始祖时，虽然也提到炎帝，但谈论最多的还是黄帝。近代史学家顾颉刚曾说：“战国秦汉之间，造成了两个大偶像：种族的偶像是黄帝，疆域的偶像是禹。”（注：顾颉刚：《崔东壁遗书·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3页。）当代中国颇具权威性的《辞海》称黄帝是“传说中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炎帝只是“传说中上古姜姓部族首领”。（注：《辞海》历史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0-211页。）此外，祭黄比祭炎更受统治者的重视。陕西黄帝陵始终是炎黄子孙公认的“神州第一陵”，而炎帝陵却至今没有，今后恐怕也不会形成一个举世公认的陵寝。1992年7月，著名史学家，陕西黄帝陵基金会会长张岂之在考察宝鸡时明确表示：希望“彻底改变祭黄不祭炎的状况，要像祭祀黄帝一样，祭祀炎帝。”（注：转引自霍彦儒、郭天祥著《炎帝传》，陕西旅游出版社1995年版，第194页。）由此可见，炎黄子孙尊崇黄帝确实远甚于尊崇炎帝。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重黄轻炎”，并试图对它的形成过程和原因，以及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 “重黄轻炎”现象从开始萌发到最后定型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 （一）萌发期（东周以前） 《国语·晋语》云：“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相济也。”（注：《国语·晋语》。）这条被史家广泛引用的史料，至少可以说明炎黄两大部族有着十分密切的血缘关系。但是，两个部族的成长壮大却不同步。炎帝部族的鼎盛期处在“民知其母，不知其父”（注：《庄子·盗跖》。）；“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注：《商君书·画策》。）的时代。“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注：《国语·鲁语》。）“举风后、力牧、常生，大鸿以治民”；（注：《史记·五帝本纪》。）“内行刀锯，外用甲兵”，（注：《商君书·画策》。）其鼎盛期已跨入文明时代的门槛。黄帝部族在发展过程中，经过涿鹿、阪泉等一系列的部族战争，终于战胜了炎帝和蚩尤等部落，成为中原地区部落联盟首领。由于在传说资料中黄帝是中原逐鹿的胜利者，同时又是制度文明的缔造者，因此，随着以黄帝和炎帝部族为核心的华夏族的不断壮大，黄帝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部族的推崇，逐渐成为共同的祖先神。“故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注：《国语·鲁语》。）“祀，国之大事”，（注：《左传·成公十三年》。）“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注：《礼记·祭统》。）舜、夏祭黄，表明黄帝地位的重要。 （二）形成期（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百家争鸣，“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注：《淮南子·修务训》。）于是，关于黄帝的传说资料剧增，附会和神化成份日浓，出现了“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注：《史记·五帝本纪》。）的局面。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东汉以前，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典籍，几乎都把炎帝和神农氏分开记述，同时又将创发农耕文明的主要功绩归于神农氏，从而使得炎帝似乎无功绩可言，这无形中降低了炎帝的地位。 黄帝和炎帝称谓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得到追认的。关于黄帝称谓的各种解释中，最具代表性的说法是黄帝“有土德之瑞，土色黄，故称黄帝”（注：《史记·五帝本纪》索隐。）。而炎帝称谓显然与火有关，“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炎师而火名”（注：《左传·昭公十七年》。）。黄帝称谓与炎帝称谓分别同“黄土情结”和“崇火心理”密切相关。中国人大部分属于蒙古人种，即黄种人，黄河流域和黄土高原是华夏文明的摇篮。中国有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内称“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
人也。”（注：《太平御览》卷七八女娲氏。）女娲造人的传说是对中国人黄土情结最形象生动的诠释。中国人同样崇火尚红，但随着火的神秘性和祭祀性的不断减弱，崇火心理渐趋淡化，而黄土情结却历久不衰。 战国后期，邹衍等人将含有朴素唯物主义成份的五行学说，蜕变为解释政权更迭规律的庸俗的五德终始说，因而深受新兴统治势力的青睐，成为从战国末年到秦汉时期最流行的政治学说之一。尽管五德终始说认为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木德可以取代土德，但同时又认为五行五方土居中，黄帝以土德配，故而位居中央；炎帝以火德配，故而被安置到南方。相对而言，黄帝的地位更加显赫。 （三）定型期（秦、西汉时期） 秦统一六国后，将肇兴于西周的大一统思想树立为统治思想，“皇帝”（注：皇、黄二字古代通用。《庄子·齐物论》释文：“皇帝本又作黄帝。”郭沫若在《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一文中称：“黄帝本是皇帝或上帝的转变。”）这个集三皇五帝于一体的称号就是其重要表征。“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注：《史记·秦始皇本纪》。）这分明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注：《诗经·小雅·北山》。）的翻版。西汉统治者继续奉行大一统思想，使之成为“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注：《汉书·董仲舒传》。）。大一统思想宣扬“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注：《礼记·坊记》。）；“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注：《吕氏春秋·审分览》。）“君者，国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注：《荀子·致士篇》。）这种强调一元、中心、统一、集权的思想，势必要求突出某位远古帝王的至尊地位，先天条件不错的黄帝自然成为最佳人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