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隶属于文化，信仰的生存也仰赖于文化。目前人们普遍感到的信仰迷茫，首先有其文化方面的深刻的背景和原因。深入这种背景和原因，会十分有利于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并在此基础上寻求积极的对策。 一、本土文化的多元并存 文化作为人类精神的载体，它的独特的品质在于，虽然随着经济、政治的发展与更替，它的整体状貌会发生相应的嬗变，但其某种精神气质却一定在经济、政治的变迁中传承下来。正因如此，在目前的市场经济社会中，就我们本土文化而言，也是多元并举的。当然，多种文化之间的主次、轻重、范围是不同的，但它们却同时对我们产生着影响：制约我们的选择，规限着我们的信仰。这种多元文化大体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种。 1.伦理性文化 如果我们对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法等诸多学家流派可以“忽略不计”（事实上当儒学占统治地位以后，其它的学派也均成为“儒学之补”），那么，传统文化可以说是以儒学为主干的“一元”文化（这里的“一元”是指没有整体上和它相对立的文化）。我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是把文化“伦理化”，因而可以称其为“伦理性”文化。在学界的讨论中，有人不同意把中国传统文化称为“伦理性”文化，而主张“伦理政治型”文化的提法。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因为在儒学文化的理想结构中，伦理与政治是同构的，家与国是同质的；家是国的微型形态，国是家的扩大形态。个人与国的关系是个人与家的关系的合理外推。父母相当于君王，兄姐相当于上司，妻室相当于同僚，弟妹相当于下级，子女相当于子民。反之亦然。这种文化中，所谓参与政治，主要是把用之于家的伦理情感施之于国，在家孝父母，出仕忠君王，始于事父，终于事君。这就是说，人们虽然从事着繁忙的政治活动，但政治活动却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或者说，政治并没有像我们计划经济时期那样对文化形成“霸权”。人们从事的是政治活动，通贯的却是伦理精神。所以，与其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是“伦理政治型文化”，不如说是“伦理性文化”来得更为彻底。 当然，众所周知，从鸦片战争开始，经洋务运动和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中国这种伦理性的本土文化经历了一个土崩瓦解的过程。最初，在洋枪洋炮的轰击下，人们仍固守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性，只是在器物层面上接受西方文化，试图“师夷长技以制夷”。其后，随着中西文化冲突的进一步展开，特别是中国在激烈的军事和经济竞争中失利，人们开始部分地怀疑中国本土文化的优越性，并部分地认同和学习西方文化，力图在政治制度层面上建立起与西方相似的民主政治制度。最后，随着清王朝帝制的覆灭和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五四”运动的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本土文化在“打倒孔家店”的旗帜下受到全面的冲击。其间也有一些诸如“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的文化调和主义，也有一些坚守传统文化的文化保守主义，但都无碍于传统本土文化的整体败落。 解放以后，取而代之的是被我们称之为“政治性文化”（下一问题论述）。但是那种伦理性文化并没有完全消失，它以某种特定的形式仍然支配、制约着人们的行为。更为重要的是，市场经济使文化获得了相应的解放，进入市场经济的人们面临着古今中外多元文化的冲撞与挤压，在这种情况下，本已被现代文化解构的传统伦理性文化，在首先被西方后现代文化从特定的角度和意义上看好的情况下，又被不加限制的“阐扬”和“光大”，甚至大有使其“重振雄风”占据文化霸权地位之势。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些弊端和西方已进入后发展时期一些弊端在形式上的同构性，中国传统这种伦理性的文化，在目前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具有十分强劲的影响，甚至成为在目前人们多元文化选择中“行情”较高的文化形态。 2.政治性文化 如果说，传统社会中，政治并没有真正形成文化的霸主地位，而是附着于伦理精神，那么当传统文化被整体性地解构以后，这种政治性文化便真正地形成了。基于计划经济社会那种特殊的社会整合机制的要求，政治占据了整个社会结构的“中心地位”。政治权力控制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经济活动在某种意义上是按政治上的权力关系来运行的，经济发展的速度也是按政治目标的需要来确定的，甚至“抓革命”也能“促生产”。在这种社会中，伦理精神算不得什么。如果说在过去是伦理精神通贯于政治活动，这个时期就正好相反，是政治精神通贯于伦理活动。一阵时期，家庭不是按血缘伦理关系组织，而是按政治关系“排列组合”。那个年代，出现亲兄弟俩个或亲父子两个，同喊“×××万岁”的政治口号将双方击毙的事情，也是不足为奇的。 进入市场经济时期，这种文化失去了它赖以存在的“基础”，但是，它却仍然顽强地存在着。这是因为，第一，从社会制度发展上看，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是从长期的计划经济中脱胎而来，从单纯的经济制度而言，尚没有渡过转型期，更莫说社会的政治结构及相应的思想观念了。计划经济时期所造就的政治性文化，比之于那种传统的伦理性文化，更加直接地影响着已处于市场经济社会的人们。第二，从社会主体的角度看，由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短兵相接”，昨天的计划经济和今天的市场经济，其“社会主体”直接重合。如果说“向前看”是人的向往，那么“忆往昔”更是人的情怀，更何况，有许多人是计划经济时代的重大利益既得者，这就更加剧了政治性文化对人们精神世界的影响。 3.经济性文化 如果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至上的文化，计划经济时期的文化是一种政治至上的文化，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则是一种被完全“经济化”的文化，可以简称为“经济性文化”。这种文化完全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也是市场经济时期的主流文化。这种文化，建立在对传统伦理性文化和计划经济时期政治性文化的整体扬弃之上。这种文化的人性基础，是人性恶的物质利益驱动论——支配人们活动的动机，归根到底是谋取实物的利益；其核心是效率和效益的最优化原则；其价值取向是绝对的市场化价值取向。如果说伦理性文化和政治性文化多少还保留一些精神追求（不管是什么样的精神追求），因而还有一点“神圣”的成分或气质，那么，经济性文化则是地道的世俗性文化，它简直就是把文化“世俗化”了。目前的中国，如果说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精英层面，在适应市场经济的大历史潮流的同时，还力图保留和坚守人文精神的操持，还向往着一定的精神的神圣境界及与此相应的终极关怀，那么，大众文化则是一种经济性文化。在人的本能性欲望的驱使下，这种文化几乎完全变成了纯经济的躁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