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当今世界上，中美作为举足轻重的两个大国，它们的关系状况及走势如何，日益成为影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强有力因素。从根本上说，国家间的关系是由国际形势的变化、双方的力量对比以及各自从本国利益出发所作出的战略和政策选择所决定的，美中关系也不例外。比如，由于中国抗战在太平洋战争中牵制了大量日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而美国才热情地关注和援助中国。又如，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美关系实际已恶化到了近于“不共戴天”的地步，在二十多年里，不但有各种各样的热战和冷战，甚至美国还几度威胁要使用核武器。但是，当中苏关系破裂并在边境上兵戎相见后，中美两国便有了抵制苏联在亚洲扩张的共同战略利益，于是便有了著名的“乒乓外交”和尼克松访华。 然而，在实力和利益这些根本因素之外，影响美国对华政策进而影响中美关系的还有一个重大因素，即美国社会对中国的看法、认识及了解。20世纪以来造成中美关系的恩恩怨怨和复杂纠葛的那些不成功的美国对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对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政治、中国革命的错误的估价和判断为基础的。美国对中国的文化误读，造成了中美关系中很多不应有的曲折和障碍。在中美关系倒退的时候，这些文化误读则加剧了双边关系持续恶性发展的所谓“路径依赖”现象。而且，这些文化误读，往往深刻地反映出美国的政治传统、价值观念、道德观念上的一些特点，这些特点又往往能对中美关系的历史进程长久地发挥影响作用。直至今日，对中国的文化误读在美国相当一部分人士（尤其是国会中一些具有非现实主义倾向的保守派议员）中仍然不同程度的存在。因此，研究中美关系和美国对华政策，有必要从文化价值的深层次上找原因，有必要“剖析制订和执行政策的美国人以至整个美国社会有关中国的观念形成态及其时代特征”。（注：王辑思：《1945—1955年美国对华政策及其后果》，载袁明、〔美〕哈里·哈丁主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60页。） 二 从形式上来说，美国对中国的文化误读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总的来说，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是比较肤浅的，在很多方面甚至接近于无知的程度，这与中国人对美国的认识与了解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中国人对美国的自由民主，对美国的政治制度，以及诸多名人名物都是比较熟知的，在今天中小学的课本上，美国的历史、地理和文化也占有相当的篇幅。总的来说，中国人对美国文化，虽然并不崇拜，但在知识阶层，对学习和借鉴美国文化一向怀有浓厚的兴趣，而且不乏深刻的见解和理性的思考。与此相反，美国人对中国却所知甚少，从早期的乔治·华盛顿将中国人说成“不管外表如何滑稽可笑，他们终究是白种人”，到最近一些美国舆论大谈“中国威胁”，将中国人描绘成青面獠牙、侵略成性的妖魔并使一些公众轻信和接受，都是明显的例证。“在一般的人民与人民之间的交往与了解这一层次上，用寓意深刻的‘瞎子摸象’这一古印度寓言来形容美国人如何看中国，也许是一个最浅近最生动并且又最符合实际状况的譬喻”。（注：袁明：《略论中国在美国的形象》，载中美关系史丛书编委会主编：《新的视野——中美关系史论文集（3）》，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5页。 ）来华的传教士、商人、军人和外交官对中国形象所作的不同侧面、五花八门的描绘，构成了中国的图景。这些图景，往往是模糊的扑朔迷离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而且常带有构造者与接受者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出发所产生的主观臆测和想象。美国人尤其是普通公众一方面对中国认识不足、了解肤浅，另一方面又满足于对中国表面现象的关注，缺乏“深入了解”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由此，美国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与中国对美国的了解和认识具有了某种不对称性，与这种不对称性相联系的，是中美两国及人民在对对方的定位及评价上的不平等性。长时期以来，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基本上立足于中国的贫穷、落后和愚昧，因而在社会心理和外交政策上或者表现为一种机不可失的掠夺倾向，或者表现为一种对没落帝国的同情与怜悯。由于美国式的“同情和援助”中必定带有很多渗透的、欺辱的甚至侵略的内容，这在中国民族主义运动高涨时势必要受到拒绝和抵制。这时，美国又会怨愤中国人的“冥顽不化”和“不识抬举”。中美两国在文化互识上的不对称性和不平等性，乃是美国对中国的文化误读所具有的第一个形式上的特征。 其次，美国对中国的认识、态度和看法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与不连贯性。也就是说，中国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印象和形象如同万花筒一样多变，这是美国对中国的文化误读所具有的第二个形式特征。费正清在对美国公众强调要认真思考中国形象时曾指出：“形象问题是一个十分变换不定的主题。”1958年，美国学者哈罗德·艾萨克斯将美国对中国的总体看法分为下列阶段：一、尊敬时期（18世纪）； 二、 轻视时期（1840—1905）；三、乐善好施时期（1905—1037）； 四、 赞赏时期（1937—1944）；五、清醒时期（1944—1949）；六、 敌对时期（1949年以后）。20年以后，美国学者就形象变化问题提出了略为不同的分期意见：一、尊重时期（1784—1841）；二、轻视时期（1841—1900）；三、恩顾时期（1900—1950）；四、恐怖时期（1950—1971）；五、尊敬时期（1971年以后）。（注：转引自袁明：《略论中国在美国的形象》，载中美关系史丛书编委会主编：《新的视野——中美关系史论文集（3）》，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6页。 ）这些粗线条的阶段分期不可能径渭分明，且在各个历史时期中所形成的对中国的看法也经常互相渗透影响，但西方学者的这些分期还是大致反映了美国社会的主流情绪和看法，反映了中国形象的确是变换不定和大起大落的。 美国对中国看法的历史变迁，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和中美交往的增多而日益影响到美国的外交决策。美国立国之初的领袖们由于受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影响而将中国看成是人杰地灵的“文明礼仪之邦”，杰弗逊还把中国孤立超然于世界纷争之外（其实是闭关锁国）作为美国的楷模。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提出并一再强调的“门户开放”政策，一方面是为了维持远东力量均势以确保美国在华利益，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美国对中国未来的憧憬与期望：一个具有古老文明的大国将变成一个现代的、民主的、基督教的国家并追随美国的领导。（注：〔美〕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 ）在“门户开放”的年代里，美国作出了某些外交努力以保存中国残缺不全的领土主权，但并未放弃她在中国的种种特权和非互惠利益。更需注意的是，美国并没有为捍卫她的理想主义，捍卫她对中国的“同情与友谊”采取过必要的手段，从国务卿海约翰的通告开始，到西奥多·罗斯福极力保持满洲中立，威尔逊总统在巴黎和会上代表中国所作的辩论，史汀生的不承认主义，还有国务卿赫尔不计其数的声明、照会和备忘录，莫不如此。美国口头标榜的理想原则与她实际行为之间的差距，表明美国并不愿为中国牺牲什么，美国的友谊不过是来源于历史的一些好感及一些无济于事的道义支持而已。隐藏在这一政策背后的是对中国的基本判定：中国并不重要，美国不值得为中国打一场战争以捍卫或推进美国的利益。比如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对中国极端轻蔑，他认定中国是一个“军事软弱、工业不发达的落后民族”，在世界权力结构中无足轻重，因此，他放弃了与中国联合起来对付日本的机会，使日本得以强大，最终导致了太平洋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