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全球化”这个词被广泛地谈论着，也在不同的意义上被使用。它既可以被看成是一个过程，又可以说是一个既成事实。如果我们从历时性过程这样的角度来看，“全球化”可以被理解为“西方化”、“现代化”的逻辑延伸。今天人们已经不像过去那样热衷于谈论“西方化”，否则便有文化殖民主义的嫌疑，并且人们也越来越认同这样的观点，即现代化绝不等同于西方化，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现代化，还是全球化，都是从西方化开始的。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中，近代西方科技军事力量所带给人类世界的影响和冲击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既然如此，我们现在所说的“全球化”的特殊价值何在呢？在我看来，“全球化”当然不仅仅是一个词语使用上的变化，它还标志着人类认知模式的转变，它隐含着从“西方中心主义”的单一的思想方法向多元思想方法的转变。所以“全球化”的题中之义应该包含着“文化多元”的新思维。或者换句话来说，“全球化”意味着将不同文化共同体激活、使之共同参入人类文明建设这样一个过程。 一 全球化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当然，要实现这一过程，的确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全球一体化”与“文化多元化”首先就是一个悖论。就目前的情形来说，“文化多元化”还只是一个前瞻性的远景、一个仅局限在知识分子群体内谈论的话题。虽然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包括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都在批评西方中心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东西方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关系问题，但其理论术语、思维空间、批评指向等，仍然是在西方文化语境中进行的，仍然局限于西方知识体系之内。在赛义德那里，东方主义是西方文化的产物，是西方人自我主观性的投射、权力的反映，赛义德对西方的解构与批判，仍然是西方话语，而并非是“有关东方的真正话语”。（注：参见刘康、金衡山：《后殖民主义批评：从西方到中国》，《文学评论》1998年第1期。）因此， 要真正实现“文化多元化”，或者更确切一点说，在何种意义上实现“文化多元”，我们的确还有很长一段路程要走，这要取决于全球化的实际进程以及发展方向。 全球化带来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多方面的。美国学者J ·希利斯·米勒1997年在京所作的题为《论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影响》的学术报告中，曾谈到其中的三个重要影响：第一个是“自18世纪以来作为政治与社会组织的统治形式的单一民族国家完整性与权力的下降，新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使得商业全球化，因此，作为传统的经济组织所在地的单一民族国家在逐渐失势”；“全球化的第二个影响是它带来了许多新型的、建设性的、具有潜在影响力的社会组织以及新的团体”；第三个影响是对人自身的影响，他援引W·本杰明的话说，“新的技术、 新的生产方式与消费方式这些19世纪工业化带来的变化，使人类产生了一种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全新的感性，随之而来的是在世界范围内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注：J·希利斯·米勒： 《论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影响》，《当代外国文学》1998年第1期。 ）如果用我们自己的话概括一点地讲，这三个影响分别对应着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层次。全球化当然首先会对国家的政治权力产生制约，会实现“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过渡。随之而来的则是政治让渡出来的直接管理经济的权力，将越来越被跨国性经济组织所接替，例如在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中，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发挥的作用及产生的影响，可以明显地说明这一点。全球化对人自身的影响涉及到文化问题，因为无论什么样的文化，都无不以对人的关怀为自己的主要职责。随着信息化时代的来临，新的通讯交通工具、新的娱乐方式、特别是国际互联网，对人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将越来越明显，对人的主观感受也将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总而言之，民族国家的衰落；新的电子通讯的发展、超空间的团体；可能产生的人类的新的感性、导致感性体验变异、产生新型的超时空的人”，（注：J·希利斯·米勒：《论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影响》， 《当代外国文学》1998年第1期。）这都是全球化所带来的结果。 那么这些结果会不会最终导致传统文化的丧失，并阻止实现“文化多元化”呢？与这一问题紧密相联的是，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人们还需要不需要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的认同？如果需要，根据何在呢？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考察全球化带给人自身的另外一个结果，即全球化带给人们的认同危机。的确，全球化不仅使人的感性体验方式发生变异，而且还随之带来了人的认同危机，这种认同危机曾发生在工业化之后，大工业化生产产生了人的异化，而信息时代所产生的人的孤独感一点也不比过去减少，甚至有加大的趋势。虽然人们可以通过打电话、看电视、在电脑互联网上搜索来建立与他人更广泛、更直接的联系，但毫无疑问，靠这种方式所建立起来的联系都无不带有一种欺骗性、虚假性，人们得到的是一大堆言语的、听觉的、视觉的现实幻影，而失去的则是作为感性与理性统一体的自我的真实体验。缺失就是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自然会向往一片纯净的私人空间，自然会追寻那个安适的精神家园。近代诗哲们追问的问题是“我们是谁？”而现在人们可能会对“我们属于谁”这样的问题更加敏感。因此，全球化不仅带来了私人空间、精神家园的丧失，而且也产生了对私人空间、精神家园的迫切需要。这样，人们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的认同便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了。正像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所说的那样：“文明是最大的‘我们’，在其中我们在文化上感到安适，因为它使我们区别于所有在它之外的‘各种他们’。”（注：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6—27页。）我认为，文化多元化的可能性与合理性，正是基于全球化所带来的人的一种精神缺失以及由此产生的需要，正是根植于全球一体化这一现实土壤之中。 二 如何理解“文化多元化”？ 文化多元化的含义也是多层次的。它不仅仅是指在全球范围内不同民族文化的共存共荣，而且它也意味着在某一单一民族国家中的传统文化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宽容以及必要时的吸收，最重要的是，文化多元化还是一种新思维，它要求人们从传统的一元式思想方法转变到多元式思想方法，从绝对论转变到相对论。 要谈文化多元化，自然逃不过“文化是什么”这个头疼的老问题。据说，迄今为止，有关文化的定义已经超过150种，在将来， 数量肯定还会增加。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情况，是与文化这个概念的多义性有关的；而文化概念的多义性又最有可能与文化本身的多层次性有关，人们很可能分别从不同的层面上来界说文化，这也是很正常的。我们不能接受的是那种无所不包、无限泛化的文化概念，因为这是没有意义的。在这个前提下，我们认可文化整体性概念，即将文化看成是一个整体性结构，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在这个整体性结构中，一定存在着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的区别。构成文化核心的深层结构是那些在全球性范围内将不同民族文化加以区别的文化的根本性特质，这就是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中所说的：“文化是通过某个民族的活动而表现出来的一种思维和行为模式，一种使该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模式。”（注：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5—46页。）如果是从这个方面来看待文化的根本性问题的话，那些诸如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居住文化等等自然会被排斥在文化核心之外。在我们看来，即使真有那么一天，人们吃同样的饭、穿同样的衣服、住同样的房子，也不会使文化导向单一的一种。正像一首被广大华人所传唱的歌所说的那样：“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文化核心、文化深层结构是流淌在每个民族的心灵中、体现着不同民族特征的东西，它既是一种思维和行为模式，同时它还包括民族信仰和价值趋向等；而语言、艺术、宗教、哲学等则是它主要的客观性载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