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人,都依赖他所受之于前人的文化取得生存的物质和精神基础,并生活在人和人组成的社会中。人类历史发展到最近几个世纪,发生了激速的变动。社会和世界日新月异。个人赖以生存和生活的文化也必须适应这些动态。当前世界上各个文化都面临改革的选择,事关存亡绝续,历经着和面临着不断的挑战。我们中华文化并非例外。 在我看来,中华文化在新世纪面临的一个推陈出新、继续发展的迫切课题,是我们作为炎黄子孙,中华民族这一代的成员,首先要实事求是地认识我们受之历代祖先的中华文化。人贵有自知之明,一个文化也不能没有实事求是的自觉意识。获得“文化自觉”能力的途径离不开中华文化全部历史及其世界背景的认识。在20世纪向21世纪过渡的关口提出这个课题,着重加深对我们亲身经历的这段中国和世界历史的认识也许更具现实意义。 一 文化自觉,意思是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对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历史上,中华文化的包容性是一以贯之的。但是,这种包容性并非在任何时代都能得到充分的体现。事实上,它的充分体现总是与某些历史时期相联系。根据常识可以知道,春秋战国时期、盛唐时期,都是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得以充分体现的辉煌时期。这可以给我们一个有益的启示,文化特色的发扬,离不开强盛的国力和文化宽容的环境。如果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华民族在新世纪中又将进入一个强盛和民主的时期,我们就应该意识到,生活在新世纪中的中国人正面临着一个充分发扬中华文化特色的历史机遇的到来。 二 “地球越来越小了”——这是我一生经历中最深刻的感受。七八十年前,我心目中的外婆家相当遥远,要在运河上坐一条手摇的小木船走上一整天。一早上船,船上用餐,到外婆家已近黄昏。实际距离多远呢?15公里。现在通了公路,中间不阻塞,十多分钟就可以到达。距离的概念已经用时间来计算了。这是一个具体例子,说明现代化在人和人的关系上表现得最深刻的就是距离缩短了,接触加多了,范围扩大了,往来频繁了。全人类就这样被疏疏密密地编织在一起,出现了一个全球性的世界大社会。 再一个给我深刻感受的是经历了历史性的战争。20世纪的前一半时间里,发生了两次被称为“世界大战”的重大事件。20世纪之前,如此世界规模的战争是没有过的。进入20世纪之后,居住在这个地球上的人们已经联系得休戚相关,如此密切,甚至可以在世界规模上用枪炮来对话了。战争固然出于对抗,对抗却也是一种难解难分的联系,并且也总是以加强联系为终结而终于导致联合。 联想到中国历史上也有过群雄争霸的战国时期,我曾经把20世纪的人类比喻为世界范围的战国时期。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全球性的从分到合的运动过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已经有人提出了One World 的概念,不妨翻译成“世界一体”。中国历史上两千多年前出现的群雄争霸,导致了秦朝的大一统局面,形成了当前中国统一体的核心。从这一点上来看20世纪,我领会到,在世界大战中提出的“世界一体”绝非偶然,它也许是合乎逻辑地指出,群雄争霸的20世纪已为人类向全球性大社会的方向发展作出了开导,准备了条件。 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充分注意、深入阐发中华文化的包容性特点将是富有建设性的题目,也可以作为我们实现文化自觉的一个入口。一个充分体现出这一特点、富于时代色彩而又影响广泛的当前史实,是众所周知的邓小平倡导并实践着的“一国两制”。我认为,“一国两制”的顺利实现,不光具有政治上的意义,由于它本身是一个不同的社会制度能不能相容相处的问题,所以它还有文化上的意义。这是20世纪末叶发生的一场具有重大意义的实验,它为新世纪中人类对不同文化可持的明智态度做了重要提示。在很多情况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对立的,左右分明,互不相容,对峙几十年的冷战时代成了20世纪突出的历史事件。可是这种矛盾在中国,它们却可以并存。“一国两制”,也许是中国文化特点中的包容性的继续发展。窥斑而知豹,可以帮助人们建立信心,在世界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不同的社会制度具有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可以出现对立面的统一。香港回归以来的这段中国历史又可以进一步证明,不同的社会制度不仅能和平共处,而且在实践中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互补性,具体地发挥了互相促进的作用。经过历史的考验,也可能逐步发展成持续繁荣发展的长期的制度。 三 上面所提到的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和中国古代先哲提倡“和而不同”的文化观点有密切的关系。“和而不同”就是“多元互补”。“多元互补”是中华文化融合力的表现,也是中华文化得以连绵不断发展的原因之一。我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文中,提出了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多元的文化形态在相互接触中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相互融合,共同形成中华民族“和而不同”的传统文化。 更进一步,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文化对待其他文化、其他民族的态度也有她的特点。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就讲正道而远霸道,主张以理服人,反对以力服人。“以力服人者霸,以德服人者王”。以德服人就是用仁爱之心来处理自己与别人的关系。心中有我,也有别人。在人际关系中“推己及人”,懂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觉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由此出发,方能在群体生活里,建立起一种互相尊重、互相容忍、互相有利的合作关系,实现共同的发展。以德凝聚成的群体才是牢固的,所以说“以德服人者王”。我想,在人类即将进入21世纪的时候,中华文化的这种历史经验,可以为世界形成新的和平秩序提供值得思考的启示。